從美國最高法院不復審Altera案審視獨立交易原則

日期：2021年4月19日  作者：戴悅

歷經5年訴訟歷程之后，美國最高法院于2020年6月決議不復審第九巡回上訴法院關于Altera Corp v. Commissioner案件的判決。最高法院的該項不審理決議即為支持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意見。這將對所有未將股權激勵費用計入成本分攤協議的跨國公司產生直接影響。至少80多家跨國公司（包括蘋果、微軟等科技公司，Gilead、McKesson等制藥公司，斯凱奇等服裝公司）將面臨合計數十億美元的新增稅負和調整稅務申報的費用。更重要的是，該案的判決思路也對獨立交易原則提出質疑。

本文擬圍繞以下三方面分析該案件的國際影響力和法律問題：第一，本案涉及的股權激勵（Stock-Based Compensation，SBC）是否應納入會計成本并計入與境外關聯交易方之間的成本分攤協議（Cost-Sharing Arrangement，CSA）中？為此，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認同美國國內收入局（IRS）的觀點，認為股權激勵應作為成本分攤協議的內容之一，Altera公司須進行稅務調整。第二，關于轉讓定價，IRS是否能使用《國內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482條中的“與所得相匹配”（commensurate with income，CWI）方法，重新分配集團內交易所得？獨立交易原則在轉讓定價中的運用是否必須要求分析第三方可比數據？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認為，IRS可以使用“與所得相匹配”的方法調整收入，且獨立交易原則的應用不要求必須有實際存在的第三方可比數據。第三，最高法院不復審意味著第九巡回法院的判決在其管轄區內具有法律效力，但這與稅務法院的判決產生沖突。那么，該判決會對跨國公司的關聯交易產生什么稅收影響？

一、案件事實與審理過程

（一）納稅人身份

本案的納稅主體是總部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Altera公司。該公司成立于1983年，是全球可編程芯片系統行業的領先者，2015年12月被英特爾（Intel）公司以167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并在Altera的基礎上成立了最新的可編程事業部。Altera的商業優勢在于結合運用帶有軟件工具的可編程邏輯技術和知識產權，為客戶提供廣泛應用于汽車、消費電子、軍事航空、醫療、無線通信和各項工業自動化中的可編程解決方案。

（二）案件征稅起因

在2004-2007納稅年度期間，Altera沒有將股權激勵計入與開曼群島子公司的成本分攤協議中，據此，IRS在2015年法庭審理時認為，根據I.R.C.第482條和《財政管理規定》（Treasury Regulation）第1.482-7A9(d)(2)條，股權激勵的薪酬方式應作為會計成本納入跨國公司的成本分攤協議中，并要求Altera據此進行稅收調整，補繳約8000萬美元的稅款。

（三）審理過程

初審：2015年7月，稅務法院的法官一致認為，2003年添加的第1.482-7A9(d)(2)條（股權激勵稅收管理規定）是無效的。此項稅收管理規定的公眾評論稿（Public Comment）表明，非關聯方之間不會將股權激勵進行成本分攤，而第482條的適用必須基于實證研究的結果。財政部和IRS的做法相當于無視這項關于非關聯方交易習慣的證據。且財政部和IRS無法證明第1.482-7A9(d)(2)條與獨立交易原則的精神保持一致,卻執意通過該法規的行為，也違背了《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APA）。

二審：IRS認為稅務法院的判決理由和判決結果有誤，上訴至Altera加利福尼亞州的總部所在管轄區第九巡回上訴法院。2019年6月，二審法官意見認為，雖然第482條沒有直接指出IRS可以要求跨國公司將股權激勵納入成本分攤協議中，但IRS對法條的理解和執行沒有超越第482條給予的行政權力。與稅務法院的思路不同，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認為，只要分配的成本和收入與關聯方的經濟活動關系成正比，第482條能夠作為IRS在征稅時采用內部分配方法（internal allocation）的法律依據。因而，財政部和IRS對第482條的理解和適用是合理的，Altera公司必須進行稅收調整,而進補繳相應稅款。

基于第1.482-7A9(d)(2)條款的爭議性，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引用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1984)作為先例，認為法庭在審理行政法規內容的有效性時應遵循最高法院在Chevron案中的決議。根據Chevron案，當國會沒有直接就法規爭議點給予解釋說明時，法院應當支持該項法規的有效性，除非法規在內容上是任意（arbitrary）或反復無常（capricious）的，或者明顯違背了國會制定上位法的意圖。據此，第1.482-7A9(d)(2)條規定的內容并非任意或反復無常，也沒有違背第482條的法條文本、結構和立法目的。相反，該項管理規定強調“與所得相匹配”標準（所得的分配與來自無形資產轉讓的所得相結合），為內部分配所得提供了標準。而“與所得相匹配”標準的立法目的在于確保所得的分配遵循正常經濟活動規律。第482條也擴大了財政部的職權范圍，允許其使用更多的分析方法，以避免可比交易分析法中存在的沒有可比數據的問題。盡管“與所得相匹配”標準的應用與獨立交易原則有所偏差，但第1.482-7(a)條明確強調了維持獨立交易原則在轉讓定價中的核心位置。然而，實踐中很難找到與內部轉讓產品、服務對價相同或較為相似的市場比較參數。通常，對比合理假設模型下的第三方交易即可。據此，第1.482-7A9(d)(2)條并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法庭審理應沿用Chevron案的原則，遵從行政管理規定和稅法法條，而不能直接決議行政管理規定無效。

Altera公司隨后申請復審（certiorari），其認為：稅務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決議截然不同，這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全國范圍內的納稅人將面臨不確定的稅收政策。股權激勵的稅收爭議雖然是全國性問題，但根據美國證監會公開信息，在82家面臨同樣問題的公司中，有67家公司隸屬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管轄，涉稅金額合計超過50億美元。在案件審理期間，眾多跨國公司向第九巡回上訴法院遞交了合計16份“法院之友”（amici curiae）意見，以支持Altera公司的習慣性交易方式。同時，29位知名稅法教授代表稅務局向最高法院遞交“法院之友”意見，以支持IRS的論證和二審判決，并認為最高法院無需復審該案。2020年6月22日，最高法院決議不復審。

二、爭議焦點分析與判決先例比較

（一）成本分攤協議在轉讓定價中的應用

成本分攤協議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自1986年美國國會將“與所得相匹配”的征稅標準寫入I.R.C.第482條后，跨國公司不再因無形資產利潤轉出美國而面臨超級特許權使用費（super royalty），成本分攤協議也因而成為轉讓定價的常規模式。位于美國的母公司通常與境外子公司簽訂成本分攤協議，約定母子公司共同承擔生產方法、許可權和營銷技巧等無形資產的成本分配，該比例由母子公司在專利中的相對獲益值決定。若研發成功，母子公司可共同使用該項知識產權而無須支付專利使用費。若沒有成本分攤協議，母公司開發某項產品專利后，子公司出售具有該項專利的產品時須向母公司支付特許權使用費，該數額等同于出售該專利產品許可權的市場價。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是母公司的應稅收入，也是子公司的可扣除支出。若子公司與母公司分攤成本費用，意味著母公司在美國能扣除的成本減少（即應稅收入增加）。因美國是高稅率國，當研發專利的成本低于特許權使用費時，對母公司而言，使用成本分攤協議比特許權使用費有稅收優勢。

（二）關于股權激勵稅收問題的判決先例

自20世紀90年代起，股權激勵開始興起，引起了IRS對母公司是否應將該部分支出作為成本分攤的特別關注。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2010年Xilinx Inc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598. F. 3d 1191(9th Cir. 2010)案件中認為：根據1997-1999納稅年度的稅收管理規定，合資開發無形資產的關聯公司不是必須將股權激勵寫入成本分攤協議之中，因此IRS強制要求關聯公司分配該費用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據。

美國屬于判例法國家，司法判決強調遵循先例原則。Altera公司在上訴意見中強調，因Altera案的事實情況與Xilinx案基本相同，法庭應尊重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對Xilinx案的決議。Xilinx公司總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主營業務為研發、制造和銷售集成電路設備及相關軟件開發系統。為擴大歐洲市場，Xilinx于1994年成立愛爾蘭子公司XI，且由XI銷售可編程器件并進行相關研發工作。母子公司于1995年簽訂成本分攤協議書，約定雙方共同擁有新技術和知識產權，且需按照預計創造的新技術給雙方帶來的預期收益的比例，分別承擔研發開支費用。該協議要求雙方承擔：1.直接成本，即與新技術的研發直接相關的成本，如薪金、獎金和其他工資福利成本；2.間接費用，指不直接參與研發，但輔助研發的開支，如行政、法律、會計和保險費用；3.購買研發所需產品和知識產權的開支。

Xilinx母子公司之間的協議沒有說明股權激勵是否作為公司的成本分攤。Xilinx給予的整體股權激勵（Employee Stock Options，ESO）包括激勵型股票期權（Incentive Stock Options,ISO）和非法定股票期權（Non-statutory Stock Options,NSO）兩種類型。本文不著重探討股權激勵的員工個人所得稅問題，但根據I.R.C.第83條，NSO始終是員工的應稅收入。與NSO不同，根據I.R.C.第421(b)條，只有當員工在ISO和員工股票購買計劃（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ESPP）規定的持股時間到期前就出售時，員工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針對公司所得稅，因股權激勵的稅收規定與會計準則不一致而導致公司產生巨額稅收扣除，一直是美國國內稅法的爭議焦點。具體而言，在會計賬本和向投資者公開的披露資料中，公司填寫的是股票授予當日的價值。公司按照一定的公式推算出股票授予當日的價值，這也是為了預測股票行權日的價值。會計準則要求公司用此估算公司可扣除額，并據此記賬。然而，與會計準則不同，稅法規定則允許公司等到員工行權之日，按照行權日的股票實際價值作為公司成本進行稅收扣除。若行權日的股票實際價值與授予日當天的賬面估算價值一致，就不會有扣除差異，但也意味著股票在此期間沒有增值。所以，通常情況下，為向投資者報告更高的利潤額，公司一般將賬上估算的股票期權費用最小化；且股票日后行權時的實際價值一般會高出估算的賬面費用，公司可以按照行權日的數值扣除股權激勵成本，以減少公司稅負。比如，公司允許CEO在未來十年內的任何時間以每股10美元的價格購買該公司股票100萬股，意味著公司可以在會計賬本上記錄1000萬美元的股票期權支出。同時，公司預計股票會增值至每股25美元。十年后，CEO向公司支付1000萬美元以購買該股票繼而在市場上拋售，此時的股票市場價值升至5000萬美元，而非公司此前的預估值，那么，公司可以在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5000萬美元，即使會計賬本上只記錄了1000萬美元的股權支出費用。

在1997年-1999年的納稅報表中，Xilinx沒有將與ESO相關的金額計入與XI分攤的費用內。若與XI分攤這筆費用，意味著位于低稅率國的XI會承擔部分股權激勵的開支，而Xilinx在美國的稅收扣除額將大幅減少，相應地，其在美國的應納稅所得額會顯著增加。

稅務法院審理發現，股權激勵的價值與現金不同，它取決于多項外部因素。公司在發行股票時很難控制或衡量未來價值，它的價值取決于股票的表現。當非關聯方無法影響該股票價值時，自然也不會同意分攤股票期權的成本。而第1.482-7A(d)(1)條要求關聯方將股票期權成本納入分攤協議的規定有違交易習慣，實屬無效。二審維持了稅務法院的判決，多數意見（majority opinion）指出：首先，該法規的目的在于維持非受控交易與受控交易中納稅人的稅負均等，但第1.482-7A(d)(1)提高了對受控交易的納稅標準，即Xilinx無法扣除全部的股權激勵成本，相當于違背了該法規的初始目的；其次，美國與愛爾蘭的雙邊稅收協定也包含獨立交易原則和“與所得相匹配”標準，且美國財政部在雙邊稅收協定的技術說明中解釋，獨立交易原則也在美國國內立法中（即I.R.C.第482條），并沒有證據證明雙邊稅收協定強制約束了法庭必須進行可比交易的分析。因此，IRS不能強制要求關聯公司分攤股權激勵的費用。

同時，協同意見（concurring opinion）認為，第1.482條的規定本身存在歧義和沖突：第1.482(b)(1)是對獨立交易原則的解釋，即參考非關聯方的交易；而第1.482-7A(d)(1)條則是指受控方必須分攤所有無形資產的研發成本。那么，考慮到獨立交易下的非關聯交易雙方通常不把股權激勵納入成本分攤協議，關聯方納稅人也不是必須分攤第1.482-7A(d)(1)條提及的股權激勵。當法規沒有清楚明確地傳達立法意圖和實際應用時，法院應支持交易習慣。

九年后，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Altera案的審理意見中認為：Xilinx案中并沒有談及財政部是否有權力強制添加股權激勵作為分攤成本，也沒有考慮到“與所得相匹配”標準（即IRS可以忽略納稅人的交易習慣而重新分配集團內交易所得）。因此，Xilinx案決議對Altera案沒有先例約束力。實務界對此持不同觀點：Xilinx一案的判決邏輯是基于對獨立交易原則的理解，而不是僅僅對法規咬文嚼字。若Xilinx公司無法扣除全部的股票期權成本，Xilinx相當于沒有獲取獨立交易（非關聯方）的同等稅收待遇。

三、獨立交易原則的根源性問題

股權激勵是否應納入成本分攤協議的根本問題在于如何看待獨立交易原則的適用性。自1934年以來，獨立交易原則一直存在于美國《國內收入法典》之中，美國與他國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也普遍包含這一原則。但大部分情況下，美國法庭在審理時基本找不到可比較參數。因跨國公司可將關聯方在非關聯時的成本作內部處理而實現更優越的利潤架構，非關聯方已基本被驅逐出相關市場，市場中自然不存在可比數據，這也是絕大部分轉讓定價案件并不是基于可比數據方法審理的原因。

稅法教授們在遞交給最高法院的意見中論證指出：當沒有實際可比對象時，可以說任何數值都可能是適用獨立交易原則的結果。非關聯方不會承擔與其無關的期權成本，但在關聯方之間，母公司的股票價值會直接影響子公司的市場價值，子公司也相應地愿意分攤這部分股票期權成本，以維持跨國集團的整體市場價值。若財政部認同股票期權成本可不作為成本分攤，那么財政部相當于允許關聯方在沒有可比數據的情況下選擇任意的數值，但這并非國會在第482條中增添“與所得相匹配”標準的立法意圖。正如第九巡回上訴法庭判決所言，國會增添“與所得相匹配”標準的立法目的很明確——使IRS在高價無形資產轉讓卻沒有可比較參數的情況下可以按照“與所得相匹配”的標準分配成本。因此，此案中IRS的做法沒有逾越第482條中的授權范圍。再者，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轉讓定價指南》可知，獨立交易原則不是必須基于與第三方可比數據的比較。例如：1979年OECD首份轉讓定價報告中就指出，獨立交易原則的分析可以是基于對跨國集團內部功能和風險的分析；1995年OECD《轉讓定價指南》中提供了利潤分割法及預期剩余利潤分割法，以確保參與受控交易的關聯方在交易中使用相同的資本收益率。同時，美國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判決中指出：“雖然大部分國家都采用獨立交易原則，但各國針對重新分配關聯公司收入所使用的具體規則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個差異就會引起雙重征稅風險。”考慮到各國對轉讓定價的結果會持不同意見，幾乎全部的稅收協定都要求闡明相互協商機制（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MAP）。OECD在2017年進一步解釋，MAP存在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各國對獨立交易原則的應用不統一。而狹隘地解讀獨立交易原則會使MAP更加復雜。

Altera的上訴理由在引用Xilinx案的審理邏輯基礎之上，還提出應合理解讀第482條的限制適用范圍以及Chevron原則在此案中的權威性。在國內法層面，從立法歷史來看，美國國會于1928年將獨立交易原則寫入法條，以確保稅收平衡（tax parity）。自1935年起，《財政管理規定》就開始強調要保證IRS在每個轉讓定價案例中都遵循獨立交易原則，且獨立交易原則也體現在第1.482-1(b)(1)和(c)條規定中。運用獨立交易原則的方式則是通過查找與比較相似情境下的相似交易，即比較非關聯方的做法。而來自實務界的成本分攤協議范例、美國證監會收集的公司報告和經濟學分析等證明，非關聯方之間不會分攤股票期權的成本。但IRS認為，只要能構建一個可比交易的假設案例，即可要求關聯公司將股權激勵加入成本分攤協議，且該思路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然而，如此構建的假設案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這過度擴張了獨立交易原則的概念。

根據第482條“與所得相匹配”的標準，針對來自無形資產轉讓或許可的所得，IRS有權重新分配集團內交易所得以實現獨立交易的結果。換言之，使用第482條需要滿足以下兩個前提：1.已存在無形資產的轉讓和許可；2.不存在可比交易。然而，本案中成本分攤協議涉及的是無形資產的研發（develop）費用，而非轉讓（transfer）。同時，由于雙方共同研發進而分攤成本，雙方都有使用該項無形資產的權利，不存在轉讓之說。另外，轉讓的應該是已經存在的物品，正在創造的無形資產可能因研發失敗而根本無法具有市場轉讓價值，所以成本分攤協議并不關注無形資產的轉讓問題。“與所得相匹配”標準也不能擴大解釋“轉讓”的概念，不能將尚未確定是否存在的無形資產轉讓權包含在內。這也是第九巡回上訴法庭中異議判決（dissenting opinion）的理由。再者，從行政法層面考慮，不應遵從Chevron案先例判決：1.本案涉及的稅收管理規定在通過前未全面考慮相關事實依據，在程序上具有瑕疵（對此，稅務法院在一審時判決該管理規定實屬無效）；2.這是IRS第一次在訴訟案件中提出用“與所得相匹配”的標準去內部分配所得，而針對行政機關首次提出的法規理解，其他上訴巡回法院均認為不應適用Chevron案先例。

在國際法層面，為提高關聯公司在不同稅收管轄區產生交易收入時的稅收確定性，美國是最早提出且使用獨立交易原則的國家之一，其于1932年起即將該原則納入雙邊稅收協定，目前美國簽署的幾乎所有雙邊協定也都涵蓋這一原則。OECD《國際稅收范本》（Model Tax Convention）也將獨立交易原則作為國際稅收基本原則，同時，獨立交易原則也存在于大部分國家的雙邊稅收協定中。也就是說，它已成為解決關聯公司稅收問題的國際標準。Altera公司在上訴狀中強調，IRS應遵循獨立交易原則，維持國際稅收秩序，避免跨國公司在跨境交易中的雙重征稅。而IRS在本案中的做法不但與獨立交易原則背道而馳，也有違其在1992年發表的關于第482條報告的聲明：“偏離獨立交易原則的行為與國際標準相抵觸，也會引起稅收協定國的重大關切。”此外，美國財政部部長也在2019年致OECD的信件中強調：“美國堅決反對數字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因為它對美國公司會產生歧視性的稅收影響，也有違現行國際稅收規則……而獨立交易原則是美國納稅人長期依賴的國際稅收制度的支柱，美國政府非常擔心目前的改革趨勢會偏離獨立交易原則。”

四、結語

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認為獨立交易原則不應僅僅局限于參考獨立交易的可比對象來適用，而應是一個靈活的概念（fluid concept）。但是，擴大獨立交易的概念范圍也加劇了稅收不確定性。再者，在Altera案中，稅務機關認為還應擴大“轉讓”概念的范圍，將跨國公司正在或將要研發的無形資產也包含在內。總體而言，Altera案將對美國眾多跨國公司產生納稅影響。根據跨國公司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公開披露文件可知，至少80多家知名跨國公司面臨相同問題。在判決效力方面，跨國公司此刻面臨的稅收不確定性在于：在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管轄區內的公司，需要遵照Altera案的決議進行納稅調整，以避免補征稅款。但是，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管轄區以外的其他公司是否可依據稅務法院的初審判決而不調整稅款？如果補征稅款，納稅人也可尋求司法救濟，重新提起訴訟。在國際影響層面，若稅收協定國的意見與美國法院對獨立交易原則的理解應用不一致，如何解決其中的稅收爭議？此類糾紛通常需要啟動時間較為長久的相互協商。成本分攤協議在我國的轉讓定價實踐中較少，但并不排除發生美國母公司與中國子公司之間簽署成本分攤協議情形的可能。總之，分析本案的來龍去脈和爭議焦點也有利于重新審視我國的獨立交易原則應用問題，我國稅務機關也可對未來的相互協商機制作出預先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