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稅制特點及應對

作者：梁紅星 

發展中國家的稅制雖然大多各不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大致相似的共同特點。筆者根據在海外多年實地工作的體會，小結如下：稅制相對比較簡單，有待規范，實際操作中不確定性大，需要在試錯和實踐中學習和掌握。

很多發展中國家，歷史上曾經是西方列強宗主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雖時過境遷，這些國家都已獨立建國，但是其稅制很多還是沿用過去殖民地最初制定的稅法，并沒有作較大的修改。比如，西非原法屬地，其稅制受法國稅制的影響很深；安哥拉、赤道幾內亞等國的稅制仍有葡萄牙稅制影響的烙印；老撾，柬埔寨還在沿用法國稅制的體系，南美洲各國還是有西班牙稅制的影響。若有可能，對這些國家原宗主國（如現在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發達國家）的現行稅制進行學習和研究，同時對比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行稅制，一定會有助于幫助理解和掌握當地的稅制。

雖然說，發展中各國的稅制有所不同，幾乎是“一國一制”。但是在特定的地理小區域內，還是有一定的共同特點。比如說中亞五國（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東非共同體（即EAC，包括肯尼亞、烏干達和坦桑尼亞），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即ECOWAS，包括貝寧、布基納法索、多哥、佛得角、岡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紹、加納、科特迪瓦、利比里亞、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塞拉利昂、塞內加爾），中東的海灣六國（即GCC，包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蘇丹國、巴林王國、卡塔爾國、科威特國、沙特阿拉伯王國），還有在原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華約組織），現轉型學習歐盟稅制的東歐國家以及加勒比海區域的中美洲各國。這些小區域的國家基本上稅制是相似的，甚至在該小區域內是統一關稅同盟，享受小區域內的關稅優惠和相關稅收優惠。

從主體收入的稅種來看，大多發展中國家的主體稅種是流轉稅（增值稅或GST），所得稅占比較小；地方稅也較龐雜，如地方的合同注冊稅、跨省的過路稅、地下資源稅、城市戶外廣告稅等等。地方稅往往有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立法和征收，中央（聯邦）政府很難統一和協調。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改革或完善流轉稅，如從原來的貨物和服務稅（GST）改為增值稅，或原來沒有增值稅，現在開始開征增值稅。流轉稅的計算相對簡單，所得稅的規定也不太復雜。正是因為稅制的相對簡單和不完善，使得當地稅務機關的執法解釋帶有一定的隨意性，企業對稅法的理解多憑以往的經驗和試錯總結。從這些年的稅改趨勢來看，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在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另一方面在提高或保持著較高的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如安哥拉，其稅收體系建立于20世紀70年代，近半個世紀中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從2015年開始，企業所得稅預扣稅率開始變動，承包商不動產建設、改進和維護預扣稅率從之前的3.5%調整到6.5%，對中資企業在建項目產生了較大影響。

從征管形式上看，發展中國家更注重形式。以每月或每季度的納稅申報為例，企業大多被要求到當地稅務機關的申報窗口繳稅，提交的財稅資料的要件很重要，必須達到形式要求，如相關費用支出必須要對應相關銀行流水單等。

從繳稅環節上看，發展中國家更注重實效，注重稅收收入的源泉控繳。很多發展中國家實行源泉扣繳制，如從業主支付端、從上游供應鏈以及服務提供商的支付環節就進行源泉扣繳，且扣繳的稅率比較高。有很多國家直接按照合同金額，或工程支付款項的一定比例，核定征收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預扣預繳本來是一種稅收預先征收制度，企業在年終可以根據匯算清繳情況多退少補。但實際操作中，企業多繳退回的操作難度很大，即便是可以申請退稅，也是耗時耗力，需要花費一定的公關費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資“走出去”企業越來越多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經營，也成為了這些國家的重點稅源及重點稅收管理和監管的企業大客戶。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加強了對中資企業的反避稅的措施。如學習中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的稅收檢查，稽查和反避稅的手段和經驗，完善轉讓定價的法規，開始做轉讓定價的納稅調整。又如運用現代化的手段和方式（如電算化，大數據，網絡取證等）針對中資企業開始加強征管。也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積極加入國際間的稅收合作，如依據雙邊稅收協定交換稅收情報，通過CRS合作，從對方國家調取銀行信息，以此進行反避稅。

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并沒有簽到雙邊稅收協定。更有甚者，即便很多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簽訂有雙邊稅務協定，但在實際執行中也并不完全遵從和執行。對此，中資“走出去”企業在這些國家遇到明顯錯征稅，重復征稅，歧視待遇等情況，可以求助其在中國所在省級稅務機關及國家稅務總局，依照雙邊稅收協定以及中國的《稅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序實施辦法》，申請啟動雙邊稅收磋商機制，主張保護中資企業應有的合法利益，積極爭取落實協定優惠待遇。

從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角度看，大發展中國家還是延續了其原殖民宗主國的政治體制。及立法，執法，司法三權分立，中央與地方政府相對獨立，各司其政。稅務的具體稅法執行部門自由裁量權較大，具體執行尺度也不一致。例如，企業會面臨當地稅務機關的隨時檢查、重復檢查，這類稅務檢查多以補稅罰款為目的。但是納稅人遇到稅收糾紛和爭議時，需要打官司，即走法院的訴訟程序，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先由稅務征收機關進行行政復議。雖然發展中國家稅法也有相應的法律訴訟程序，但因訴訟過程較長，中資企業需花費很大的訴訟費用，聘請專業中介，請稅務律師代理打官司。甚至就是贏了官司，但最終執行仍是很困難。有很多的“走出去”企業不愿選擇與稅務機關打官司，希望息事寧人，與當地稅局協商和解。但是因這些國家的執法和司法體制的不同，往往稅局的默許，認可并不能保證徹底的結案，隨后因相關稅務具體主管或稽查官員的變動，往往會有翻案或重新補征稅款的現象，有的中資企業甚至有陷入政府的行賄受賄的負面輿論之中。中資“走出去”企業一定要克服畏難情緒，力爭走當地國家正規法律訴訟程序，促使法院盡快做出有利的案例判決。

在很多的發展中國家的稅務專業中介不夠發達，分工不細，國際化的程度不夠（如很多的當地中介不能有效地用英文交流，極少有能用中文溝通的中介）如很多當地國家的中小財稅中介，即做代理記賬，審計，同時還做稅務申報和稅務年度清算。甚至財稅中介還兼有提供法律和人力資源的中介服務。要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聘用一個合適的財稅服務中介，希望其有專業，可靠，還能省費和保密非常的不容易，中國“走出去”企業需要耐心考察和比較當地專業中介機構的背景和人員水平，慎重選擇合適的當地服務中介，有時甚至需要同時和并行聘請不同的服務中介，在不斷的合作和磨合，甚至是試錯中才能最終選定長期的合作財稅服務中介。

注：《中國稅務報》曾經在 2018年6月15日刊發了梁紅星的文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稅務環境不一樣，應對措施有區別”。梁紅星根據此文章發展中國家的相關部分，再做補充和修訂，形成此文。

作者系“一帶一路”國際稅收資深實務專家，北京稅海之星稅務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