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經濟數字化與國際稅收規則變局

作者：霍軍（廣西財經學院廣西（東盟）財經研究中心）

目前，數字經濟基礎上的經濟數字化趨勢對世界經濟和稅收均產生重要影響。發端于數字經濟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對國際稅收規則提出了嚴峻挑戰，運行了百年的跨境企業所得稅國際征稅規則已無法適應經濟數字化下新的價值創造方式。因此，尋求基于經濟數字化并具有普適價值的跨境企業所得稅國際征稅新規則，成為全球關注的國際稅收核心問題之一。

一、準BEPS框架下應對數字經濟的國際稅收規則挑戰

OECD于2012年啟動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因此，2012～2013年基于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國際稅收改革稱為“準BEPS”。

（一）BEPS行動計劃的提出

BEPS是指利用不同稅收管轄區的稅制差異和規則錯配進行稅收籌劃的策略，其目的是人為造成應稅利潤“消失”或將利潤轉移到沒有或幾乎沒有實質經營活動的低稅負國家（地區），從而達到不繳或少繳企業所得稅的目的。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BEPS問題愈演愈烈。為此，2012年6月，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同意通過國際合作應對BEPS問題，并委托OECD開展研究。2013年7月，OECD發布《BEPS行動計劃》。

（二）跨境數字經濟對國際稅收規則的挑戰

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是解決國家間分配跨國活動產生的所得征稅權問題的基石。聯結度規則用于判斷一國居民企業是否需就其部分利潤在另一國納稅，利潤分配規則用于判斷跨國企業需要就多少利潤在另一國納稅。

數字經濟的出現改變了全球經濟中價值被創造、轉讓及分散的方式，對國際稅收核心規則形成巨大挑戰。在數字經濟時代，消費者通過社交平臺展示偏好形成的大數據成為價值創造鏈的重要因素；互聯網與物流行業之間相輔相成，推動彼此創新發展，改變了跨國商品和服務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式。跨國企業不需要設立常設機構，其創造的價值也主要來源于收集和出售大數據。然而，根據現行的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由于缺乏稅收實體存在，產生巨額利潤的公司在用戶和市場創造了價值的管轄區可能無需或繳納極少的稅收。因此，OECD的BEPS第1項行動計劃專門應對這一問題。創新利潤分配和聯結度規則成為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首要改革要務。

二、BEPS 1.0框架下應對數字經濟的國際反避稅規則治理

2014～2018年，基于BEPS第1項行動計劃最終報告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稱為“BEPS 1.0”。BEPS 1.0的核心理念是征稅權應與“價值創造地”保持一致。創造了價值的國家可根據一個既定的（強調企業決策和控制職能）框架，對已分得的跨境利潤征稅。

（一）BEPS第1項行動計劃初期成果：應對數字經濟的稅收挑戰

1.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初期成果。2014～2015年，OECD發布BEPS 15項行動計劃的最終報告，其中的《BEPS行動計劃1：應對數字經濟的稅收挑戰》為未達成全球共識的初期成果，其他的行動計劃為全球共識的最終產出成果。第1項行動計劃報告指出，為數字經濟專門設計一套特殊的規則并不可行，數字經濟不能因“數字經濟日漸成為經濟本身”而徹底圈離。第1項行動計劃報告還總結了影響BEPS的不斷發展的數字業務模式的主要特征。

2.BEPS第1項行動計劃初期成果留下的深化研究難題。在創新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框架下，還有很多具體的細則需要深化研究。例如：獨立交易原則是否仍然適用，價值創造的驅動因素是什么；非實體存在對聯結度的挑戰問題；數據產生的價值歸屬問題；無形資產轉讓定價規則的遵循問題；修改OECD授權方法（AuthorizedOECD Approach，AOA）；數據化交付方式產生的付款合理性定性問題。

BEPS第1項行動計劃留下的深化經濟數字化國際稅收規則的研究難題，事實上正是全球數字經濟轉型對國際稅收規則的深刻挑戰。

（二）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中期成果：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

2018年3月16日，OECD發布《應對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2018中期成果報告》，為應對經濟數字化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深化討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1.“數字經濟”國際稅收治理向“經濟數字化”國際稅收治理的思維轉變。BEPS第1 項行動計劃的初期成果報告的主題表達為“應對數字經濟的稅收挑戰”，2018年中期成果報告的主題表達轉變為“應對數字化的稅收挑戰”。后者對各種不同數字化商業模式的價值創造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描述了數字市場的主要特征：大規模非實體，對無形資產的依賴，數據和用戶貢獻。從原來將“數字經濟”視為更廣泛的BEPS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以關注，到轉變為關注整體經濟的數字化的應對方案，BEPS第1項行動計劃中期成果報告主題表達的變化反映了對BEPS第1項行動計劃深化研究的思維轉變。

2.取得的初步共識。（1）構建一套基于跨境經濟數字化的協調一致的國際稅收新規則，符合G20/OECD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IF）的共同利益。IF是由發起BEPS行動計劃的G20成員與承諾落實BEPS項目的非G20成員平等參與的組織，在促進全球經濟數字化稅收治理問題達成全球共識方面起著主導作用。IF一致認為，要在2020年前制定出基于跨境經濟數字化的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全球共識方案。（2）改變現行跨國企業所得稅的國際征稅規則是應對經濟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應對跨境經濟數字化轉型對國家征稅權的挑戰，關鍵是要改變現行企業所得稅國際征稅規則，而非引入特殊的“數字稅”。（3）基本達成“考量單邊或多邊短期措施合理性的指標”。IF大部分成員意識到，在第1項行動計劃全球共識方案達成之前，應當允許某些經濟體采取單邊或多邊的短期措施。如果這些短期措施滿足以下設計考量因素，可以被判定為合理行動。即符合國際稅收協定，標注臨時性，針對互聯網廣告及數字化中介服務，合理設置稅率及稅基，保護小型企業及初創企業的創新活動，加入一致的“供應地”規則。

3. 應對BEPS第1項行動計劃初期成果留下的深化研究難題的潛在措施。（1）2018年中期成果報告總結了近三年IF的三組不同意見。一是某些數字化商業模式導致的利潤征稅地與價值創造地之間的不匹配問題，可通過有針對性地改變現行跨國企業所得稅規則來解決，其中包括重新考慮與聯結度和利潤分配相關的國際稅收規則。二是持續的經濟數字化及全球化推進，不斷挑戰著營業利潤的跨國企業所得稅現行國際稅收規則框架的持續效力。三是BEPS一攬子措施已基本解決國際雙重不征稅問題。前兩組意見共同關注經濟數字化轉型對跨國企業所得稅國際征稅規則的挑戰。第一組意見更深入討論了變革與聯結度及利潤分配相關的國際稅收規則，以解決經濟數字化導致的利潤征稅地與價值創造地之間的不匹配問題。第三組意見似已超越經濟數字化的BEPS問題。（2）需要繼續深化研究的問題。包括：深化研究數據和用戶參與在多大程度上被認為有助于創造價值；深化研究不同高度數字化商業模式的價值創造過程；深化研究修改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以使數字化企業在客戶所在地繳納更多稅款。

三、BEPS 2.0框架下超越經濟數字化的國際稅收規則變革

2019年，基于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通常被稱為“BEPS 2.0”。BEPS 2.0倡議雖然始于經濟數字化，但其實際適用范圍已經超越了數字化企業，而普遍適用于所有大型跨國企業。

（一）OECD數字化稅收政策說明框架下“雙支柱”的提出

2019年1月，OECD發布《關于解決經濟數字化相關稅收問題政策說明》。該說明提出跨境數字化國際稅收規則的重新研究應聚焦兩個核心支柱：支柱1，新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支柱2，防止遺留的稅基侵蝕的國際規則。研究前者旨在徹底改革目前基于企業地理位置的國際稅收體系，解決經濟數字化帶來的利潤轉移的國際企業所得征稅權重新分配問題；研究后者則要在全球推出一個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保證各個跨國企業在全球都要根據自己的利潤繳納相關稅收，主要解決遺留的BEPS 的稅收風險。

（二）制定“雙支柱”全球共識方案的工作計劃

2019年5月31日，OECD發布《工作計劃——制定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全球共識方案》。

1.明確“雙支柱”的研究重點。（1）支柱1的研究重點。從英國、美國和印度的三個提案中優選出其中1 個方法，修改完善后作為新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上述三個提案的共同點，都討論了經濟數字化背景下跨境利潤轉移應稅存在的新聯結度規則，基于跨國企業總利潤分配市場國和用戶所在國的所得征稅權，以及運用簡化方法計算跨境征稅權的分配等。尋求政治協議，確定支柱1全球共識方案的適用對象范圍。IF基本認同，支柱1新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的適用對象不應僅局限于“高度數字化的商業模式”，也需要深入研究將對“營銷型無形資產”依賴程度較低的跨國企業排除出第一支柱規則的適用對象范圍。（2）支柱2的研究重點。針對法國和德國提出的全球最低稅提案，支柱2規則仍需要重點深化研究以下問題。跨國企業集團中的低稅受控外國公司（CFCs）以固定稅率繳納最低稅問題。對稅基侵蝕規則的設計。設計最低稅跨境征收的征管機制，包括跨境征管協調、相關稅收信息的國際交換和記錄保存規定等。經濟影響評估。支柱2規則的不同設計對跨境稅收收入的分配，以及不同經濟類型公司和跨國企業投資的影響。

2.分別制定“雙支柱”提案和解決方案。（1）OECD形成支柱1“統一辦法”提案。2019年10月9日，OECD發布了支柱1“統一辦法”提案，創建了不基于實體存在的新征稅權。即通過新的聯結度概念和公式分配法分配征稅權，無論是否構成傳統稅收規則下的實體存在，跨國企業均需按照規定的計算方式將特定的剩余利潤重新分配給市場國。（2）OECD《支柱2全球解決方案》的制定。2019年11月8日，OECD發布了《支柱2下防止稅基侵蝕的全球解決方案》的咨詢文件，該文件提出了統一的全球最低稅率規則，將適用于更廣泛的跨國企業。

（三）“雙支柱”藍圖報告的突破性進展

2020年1月31日，OECD發布《“ 雙支柱”方案的聲明》，承諾到2020年年底前就新的國際稅收規則達成共識。同年7月18日，OECD向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發布了OECD秘書長報告，指出有關支柱2的研究工作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將制定支柱2藍圖報告。同年10月12日，OECD發布了與BEPS 2.0項目有關的系列文件，提出了“雙支柱”極為詳盡而復雜的國際稅收新規則，試圖解決“雙支柱”國際稅收新體系中存在的缺陷。

1.支柱1藍圖報告重新劃分各稅收管轄區之間跨境數字企業的全球剩余利潤征稅權。（1）修改聯結度和利潤分配規則，包括金額A、金額B以及增強稅收確定性的爭端預防和解決機制。分配規則的適用范圍：金額A適用于全球年營業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從事自動化數字服務或面向消費者業務的跨國企業；金額B適用于所有跨國企業，且應不限于高度數字化的業務。支柱1新聯結度規則的設計關注稅款的繳納地點，超越實體存在門檻，旨在通過公式化的方法在各國之間重新分配征稅權，并未使用BEPS 1.0關注功能、資產和風險的價值創造框架。支柱1還包含一些其他的關鍵要素，如為分銷安排的利潤歸屬制定的簡化方法，以及新的稅收爭議解決機制。（2）支柱1研究磋商的關鍵問題。“雙支柱”藍圖研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IF對支柱1藍圖的意見相對集中，基本同意強制修改現行轉讓定價規則，但仍有許多關鍵問題待進一步商討，因此研究進展相對緩慢。修改現行轉讓定價規則需要繼續磋商的問題，包括規模門檻的確定，面向消費者業務的規則適用，如何運作聯結度和收入來源規則。偏離獨立交易原則的美國提案是否應以安全港為基礎等。美國中途立場的改變，即要求將支柱1視為安全港規則替代強制修改現行轉讓定價規則的新立場，影響支柱1藍圖的全球共識達成。這新增支柱1藍圖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新問題：支柱1規則的適用對象范圍，是否需要將對“營銷型無形資產”依賴程度較低的跨國企業排除出支柱1規則的適用對象范圍；稅收協定的改進與支柱1新規則的技術協調機制，如何改進旨在消除雙重征稅的傳統雙邊稅收協定，以滿足跨國企業集團總市場利潤分配新規則的需求；適用于跨境利潤所得稅征稅權分配新規則的新征管機制構建；等等。

2.支柱2藍圖報告制定了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規則。（1）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規則制度設計，確保了全球業務收入至少按照最低稅率繳稅，為系統性解決方案提供了堅實基礎。它包括全球反稅基侵蝕（Global Anti-BaseErosion，GloBE）規則和應征稅規則（Subjectto-Tax Rule，STR）。GloBE規則適用基于BEPS第13項行動計劃框架下跨國企業轉讓定價國別報告（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ing，CbCR）規定的定義和機制確定跨國企業集團和實體。豁免實體為位于跨國企業所有權鏈頂端的部分實體。合并收入閾值為在上一個財務年度的合并集團總收入低于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則無須遵循GloBE規則。實際最低稅率計算，居民國適用收入歸股東規則（Income InclusionRules，IIR）， 來源國適用征稅不足付款規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UPR）。IIR指根據母公司對低稅率成員實體的直接或間接所有權征收差額稅款的機制，UPR指對不在適用IIR范圍內的境外利潤征收任何剩余差額稅款的機制。STR基于協定的應稅規則框架，旨在防范涉及集團內支付的、利用其他締約管轄區的低稅率或名義稅率的BEPS結構給來源國帶來的風險。（2）支柱2藍圖報告的關鍵問題。支柱2 藍圖研究進展迅速，目前僅存在少數技術問題尚待研究。需要進一步達成IF 共識的制度設計。包括制定示范法規、標準文檔和指南，設計必要的多邊審查流程，探討多邊公約的使用，等等。其中，就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達成共識是關鍵。UPR可能會導致來源國拒絕向“低”稅率管轄區的付款進行稅收扣除。因此需要完成：細化具體操作技術，包括協調機制的運作，以決定是否適用IIR 或UPR；計算適用于支付款項的有效稅率，以確定是否會觸發這些規則；等等。需要達成政治協商共識的“美國GILTI 規則和GloBE規則共存”以及兩大規則之間協調的技術問題。即還需要將美國全球無形資產最低稅（Global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GILTI）規則視為符合支柱2 IIR的依據達成全球共識。規則實施的協調性可能帶來的稅收不確定風險問題。運用GloBE規則可能導致雙重征稅和爭議風險，雖然GloBE規則提供爭端預防和解決機制，但利益相關方也應尋求其他方案降低這些風險，確保通過應用支柱2規則實現更大程度的稅收確定性。

3.“雙支柱”藍圖報告引發國際稅收規則的重大變化。“雙支柱”藍圖報告雖然始于經濟數字化，但其國際稅收規則架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實際適用范圍已經超越了數字化企業，而普遍適用于所有跨境企業，包括數字化與非數字化的跨境企業。經濟數字化不僅給數字企業進入那些它們沒有或幾乎沒有商業實體的國家市場提供便利，也同時給非數字企業采用數字化商業模式提供了可能。經濟更快地向數字化轉型，數字對經濟的滲透性日益加強，經濟與數字化融合度不斷提升，試圖從稅收上將數字化企業與非數字化企業的數字化業務加以清晰的區分，不僅非常困難，也沒有必要。顯然，這將對全球所有企業的跨國數字化商業行為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全球稅收治理的影響。

4.“雙支柱”藍圖報告尚未就任何一個支柱達成共識。“雙支柱”藍圖報告聲明提出，IF尚未就任何一個支柱達成共識。但是，各成員方已就新規則的一些方面達成了“趨同”觀點，為將來的共識提供了堅實基礎。IF已同意繼續致力于迅速解決“雙支柱”藍圖報告未決問題，以期在2021年達成“雙支柱”的全球最終共識。

（四）“雙支柱”G7共識達成的歷史性突破

1.“雙支柱”藍圖報告終獲七國集團（G7）背書。在2021年6月5日召開的G7財長會議上，“雙支柱”藍圖報告最終獲得G7的一致同意，以應對日益全球化和數字化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

2.“雙支柱”G7共識的意義。“雙支柱”G7共識已就“雙支柱”藍圖報告關鍵議題磋商中一些長期存在的分歧達成共識，為BEPS第1項行動計劃的最終全球共識方案的達成掃除了主要障礙，邁出了歷史性一步。

3.G7共識的主要內容。（1）確認支柱1的不基于實體存在的新征稅權。G7共識提供了全球范圍內重新分配剩余利潤的量化目標，即跨國企業超過10%利潤部分中的至少20%分配給市場國征收企業所得稅。（2）確認支柱2的全球企業所得稅15%最低有效稅率的解決方案。其計算方法為分國計算出跨國企業集團在每個經營業務管轄區的有效稅率，不足最低有效稅率標準的適用UPR。（3）提供適當的協調措施，叫停征收數字服務稅等單邊措施。

4.G7共識的前景。一方面，G7共識仍需要取得更廣泛的認可。G7共識將對“雙支柱”最終全球共識方案達成產生積極影響，但該協議僅代表G7成員國的立場，還需要獲得G20和IF 139個成員國的共識支持。另一方面，G7共識轉化為最終全球共識方案仍要解決諸多政治分歧和技術難點。首先，支柱1新征稅權適用企業規模范圍的差異及后續協商問題。支柱1藍圖報告明確了企業規模的量化標準為年營業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G7共識雖未確定量化標準，只是指出規模最大且最具盈利能力的企業，但似更傾向于美國的全球頭部100家跨國企業的立場。其次，支柱2藍圖報告因歐盟低稅國堅持12.5%的低稅率和美國堅持更高標準的低稅率而沒能提出最低稅率標準方案，G7共識雖然明確了15%的最低稅率標準，但能否獲得IF一致支持仍有待觀察。再次，“雙支柱”藍圖報告提出的諸多技術難點。最后，廢除已施行的單邊數字服務稅等棘手問題。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考量

“雙支柱”G7共識改寫了運行百年的國際稅收規則的歷史，是BEPS第1項行動計劃取得的最具歷史意義的重大成果，將對各經濟體的對外開放格局產生難以估量的重大影響。中國進入了高水平高質量對外開放的新階段，既是國際社會的重要引資國，也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投資國，更是經濟數字化的發展中大國，理當高度重視“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的應對工作。

（一）參與“雙支柱”國際稅收規則持續改革工作策略

“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對投資國和引資國、經濟數字化程度不同的經濟體產生差異巨大的影響力。支柱1的國際稅收新規則更有利于經濟數字化程度低的數字化輸入國或數字化引資國，而支柱2的國際稅收新規則更有利于引資國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既是全球數字化大國，也是全球重要的投資國和引資國，因此需要策略參與“雙支柱”國際稅收規則的持續改革工作。

1.不主動介入支柱1的國際稅收規則持續改革工作。作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數字化企業集中的國家，支柱1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顯然不利于“走出去”的中國數字化跨國企業，影響中國“走出去”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重大倡議的實施。顯然，支柱1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中，中美國際稅收利益和稅收立場應當是相近的。但是，如果在支柱1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中，中國站在數字化大國的立場發聲，則與中國作為IF中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代表身份和立場不符，會引起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不必要的誤解，不利于“走出去”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重大倡議的實施，也會引起數字化輸入程度較高的歐盟主要經濟體的不滿，不利于中歐投資協定的推進。因此，中國可選擇不主動介入支柱1的國際稅收規則持續改革，即不主動發聲或提出創造性的改革方案或建議。

2.積極參與支柱2的國際稅收規則持續改革工作。作為全球重要的發展中引資國和投資國，支柱2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雖然對中國是利弊參半，但利仍然占居上風。支柱2 最低稅率新規則，一方面將結束引資國企業所得稅低稅負逐底惡性競爭的局面，另一方面將極限壓縮跨國企業利用低稅國避稅的空間，實現全球引資的公平稅收環境，有利于中國進一步提高引進外資的水平以及“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因此，中國應當積極參與支柱2的國際稅收規則持續改革工作，代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主動發聲，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公平的國際投資稅收環境，凝聚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支持中國“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實施。

（二）國內稅法策略分類對接“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

中國作為IF的重要成員國，有義務履行“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對于經濟數字化大國和投資大國的稅收環境畢竟弊大于利，因此，在具體履行“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國內稅法對接行動中，應區分其中的“最低標準”項和“最佳實踐”項，在實施時間窗口期上作出策略性分類安排，作為中國臨時性的國際稅收優惠政策工具。即優先安排納入IF統一監督執行機制的“最低標準”項，適時推進IF 推薦使用、約束性較低的“最佳實踐”項；在IF規定的各類規則執行時間窗口期的底線上實施國內稅法的對接，相當于延展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稅收優惠政策期。

（三）密切跟蹤調整對接“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國內跨境所得稅政策

當下的“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并非最優方案，而是利益相關方博弈的次優方案，仍然有許多分項成果及技術需要深化研究產出。“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在極艱難的磋商環境中產出，可以想見利益相關方博弈的激烈程度，而且這種博弈不會因取得初步成果而停止，后續仍會持續產出“雙支柱”國際稅收規則新成果。因此，宜密切跟蹤“雙支柱”國際稅收規則的新變化，及時對接調整國內相關跨境所得稅政策，以更高質量服務新階段中國對外開放。

（四）策略安排國內對外開放所得稅優惠政策

支柱2的最低利潤稅率規則具有普適性，適用于所有跨境企業。如果居民國征稅不足，則來源國有權補征。為了不浪費對外開放所得稅優惠政策資源，防范跨境稅收的不必要流失，宜依據屬地所得稅收利益最大化原則，對標支柱2的最低利潤稅率標準，統籌設計國內針對大型跨境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最低稅率等綜合所得優惠政策，并相應調整跨境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中國目前實施全球企業所得稅最低稅率制度的內部障礙不大，仍然可以維持現狀，但宜向高科技行業和企業傾斜，以支持高水平“引進來”戰略的實施。在保持全國跨境企業所得稅最低稅率統一的前提下，賦予國內跨境中小型科技企業以相關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安排，助力中小型科技企業可持續發展。

（五）強化與已實施單邊數字稅的中國數字化企業“走出去”重點目標國的稅收協調

中國跨境數字化企業對歐盟和東盟的數字投資和數字輸出活動較為活躍，而歐盟也是實施單邊數字稅最密集的區域，這必將沖擊中國大型跨境數字化企業海外業務拓展，特別是歐盟業務和東盟業務的拓展。理論上，“雙支柱”國際稅收新規則達成后，單邊數字稅當自動中止，并且歐盟主要經濟體也作過相應的承諾，但最終能否落地無法預知，外力也無權干預。現實可為的，就是強化中國與已實施單邊數字稅的中國數字化企業“走出去”重點目標國的稅收協調，主要與已實施單邊數字稅的歐盟和東盟國家的稅收協調，盡可能避免跨境數字稅收沖突。如果發生稅收爭端，要依法助力“走出去”企業妥善解決，切實維護“走出去”數字化企業的稅收權益。此外，要慎用美國貿易制裁的應對舉措，避免引起與歐盟和東盟不必要的貿易爭端。

（本文為節選，原文刊發于《稅務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