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在即，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猛打“稅收牌”

11月5日，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全民投票?，F任總統拜登確定退出競選后，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對決目前已進入白熱化階段。究竟是特朗普帶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重返白宮，還是哈里斯“包容發展、民生為重”的方略占到上風，受到廣泛關注。

每逢美國總統選舉，美國兩黨候選人都會作出一系列經濟方面的承諾。近日，選舉雙方相繼拋出未來4年的經濟藍圖，其中有關稅收政策的內容與選民的切身利益和世界經濟的走向密切相關，更是成為美國各界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

美國民調數據平臺（fivethirtyeight）近日綜合統計多家民調數據后表示，哈里斯以48.4%的支持率領先于特朗普，后者支持率為45.5%。不過，雙方的博弈仍在繼續，兩黨猛打“稅收牌”，以期獲得更多支持。

減稅：兩黨“稅收牌”的“關鍵張”

2017年，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贏得大選，在本次選舉中，他基本延續了以前的執政理念，以其2017年推出的《減稅和就業法案》作為未來稅收政策的基石，主張全面減稅、繼續提高關稅。但是該法案將于2025年年底到期，因此將相關條款延期（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營業稅相關政策等）確保其長期化，從而實現對內減稅、對外增稅，是特朗普的主要愿景。具體內容包括：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1%進一步調低至15%；為了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對在美國本土投入生產的公司實施100%一次性折舊和研發費用扣除。特朗普還提出，免除小費服務稅和社會保障福利稅，進一步擴大兒童稅收抵免，以減輕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

根據美國稅收基金會的最新估算，如果上述政策落實，在10年預算窗口內，按常規口徑計算聯邦稅收將減少6.1萬億美元，按動態口徑計算則減少5.3萬億美元。

哈里斯更加注重“包容發展”，主張對富人和企業加稅、為中產階級減稅、有針對性加征關稅。她計劃把收入從高收入群體重新分配給低收入群體，到2025年，增加收入最低的60%人群的稅后收入，減少收入最高的40%人群的稅后收入。

里斯計劃恢復并長期推行《美國救援計劃法案》的兒童稅收抵免政策，并將新生兒第一年的稅收抵免增加至6000美元，永久延長《美國救援計劃法案》所得稅抵免范圍條款，適用于沒有符合條件子女的工人；承諾不對年收入低于40萬美元的人群加稅，延長《減稅和就業法案》中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減稅政策；延長或永久擴大根據該法案頒布的健康保險補貼；免除小費服務稅；為首次購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稅收抵免等。另外還包括一系列的雜項稅收抵免，包括收養稅收抵免的變更、學生貸款收入的免稅、購房者和房屋賣家的稅收抵免、鄰里房屋稅收抵免、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新市場稅收抵免、某些聯邦和部落獎學金和教育貸款計劃的稅收優惠待遇、工作機會稅收抵免以及雇主資助的兒童保育稅收抵免等。

根據美國稅收基金會的最新估算，哈里斯的這一攬子減免稅計劃如果施行，在未來10年預算窗口內，聯邦稅收減免稅規?？赡苓_到約2.38萬億美元。

可以看出，盡管具體計劃有別，但減稅是兩黨“稅收牌”的“關鍵張”。而且，兩者提出的減稅計劃有共通之處，特別是針對小費服務稅、兒童稅收抵免等，競相用慷慨的財政支出承諾向選民示好，甚至不惜為美國選民畫“大餅”。然而美國輿論對此并不“感冒”，不少評論認為，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偏向富裕階層，可能引發公眾不滿，加劇社會分裂，延長減稅法案、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等政策可能推升聯邦財政赤字率。而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則表示，哈里斯主張的稅收抵免可能最終增加國家債務，導致整體通脹上升，從而損害公眾利益。

增收：兩黨“稅收牌”的“勝負手”

減稅是美好愿景，但增收更是迫切需要。美國每年巨大的財政開支——特別是年年上漲的國防預算開支——和越來越大的財政赤字必須靠增加稅收來填補，僅2024年，聯邦政府就因為運轉資金耗盡曾兩次面臨停擺的危險。可以說，增收，才是兩黨“稅收牌”的“勝負手”。

特朗普的增收舉措主要來自加征關稅，他提出將延續并深化其上一任期的貿易保護政策，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稅率為10%的基準關稅，且將逐步提高到20%。特朗普認為，此舉不僅能帶來財政收入，還能推動產業鏈回流，鼓勵企業在美國本土建廠，并為美國在國際競爭中提供籌碼。美國稅收基金會用大數據模型推算，10%的普遍關稅將在10年內增加約2萬億美元額外收入，提高至20%將再增加近1.3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關稅帶來的總收入按常規口徑計算將增加2.6萬億美元到3.8萬億美元不等，按動態口徑計算將增加2.1萬億美元到3.1萬億美元不等。特朗普還主張廢除綠色能源稅收抵免，擴大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這項政策將使收入增加9210億美元。

與特朗普對外來商品磨刀霍霍的增收政策不同，哈里斯則打出了一套增收組合拳，主要是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1%提高至28%、將企業賬面最低稅率從15%提高至21%；將《通脹削減法案》中實施的股票回購消費稅從1%提高到4%；將凈投資所得稅稅率從3.8%提高至5%，并將附加醫療保險稅稅率從0.9%提高至2.1%；將全球無形低稅收入的稅率從10.5%提高至21%等。

同時，哈里斯還效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雙支柱”方案，提出征收稅率為25%的“億萬富翁最低稅”計劃，對高凈值納稅人的未實現資本利得征稅，具體而言對應稅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長期資本利得和合格股息征收稅率為28%的稅（不是拜登2025財年預算中的39.6%），并對死亡時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征稅（低于500萬美元的個人免稅，聯合申報者則為1000萬美元）。

哈里斯的稅收增收計劃基本上是拜登政府的“溫和”延續，主要依靠對大企業和高收入群體征收更高的稅收來增收。美國稅收基金會測算，如果哈里斯當選，2025年—2034年，美國將增加約4.1萬億美元的稅收，即使排除各種抵免和減稅后，依然可以在10年內增收約1.7萬億美元。

與特朗普有明顯區別的是，哈里斯主張在公平的條件下與盟友開展貿易，支持加強聯盟和多邊合作機制，有針對性地加征關稅，她在競選集會上指出，特朗普提議征收的進口關稅相當于對美國從別國進口的日常用品征收“特朗普稅”，包括“特朗普汽油稅、特朗普食品稅、特朗普服裝稅和特朗普非處方藥稅”。

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學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認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沒有提出如何使美國的公共財政更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兩人并未討論如何減少預算赤字，相反他們的競選承諾可能會加劇美國的公共財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