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中的金融稅制轉型分析

劉尚希  梁 季  施文潑

內容提要：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使經濟運行從實體狀態逐步轉向虛擬狀態，風險與不確定性大大增加，進而對工業經濟時代構建的稅制理論提出了挑戰。稅制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納稅主體模糊化、計稅依據不確定、納稅時點和環節難以確認及稅收征管難度加大等問題。在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時代，需要以降低不確定性和增強金融稅制的彈性為著眼點，對金融稅制要素進行再設計，包括：構建以自然人為納稅人主體的稅制體系，征稅環節逐步轉向價值實現環節，完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明確計稅依據，結合交易發生與收入實現、區別確認納稅義務時間以及利用大數據提升稅收征管的確定性。

關鍵詞：經濟金融化 經濟數字化 金融稅制

文章結構框架

精彩內容摘編

稅收是影響經濟社會運行的基礎制度變量、環境變量和政策調控引導變量。金融稅收被譽為“金融之鞭”，對金融機構行為、金融資本的流向與配置、金融市場運行效率、金融穩定均會產生重要影響。在當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金融體系。與此相應，稅制與金融之間的適配性成為新的重大課題。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時代的到來，給稅制與金融之間的適配性提供了新的參照系，也帶來了更大的挑戰。我國必須更新觀念，跳出傳統理論，立足于新階段的國情變化、著眼于國際競爭趨勢，以改革提升我國稅制與金融之間的耦合性，明確改革理念和方向。

一、經濟數字化與金融化的

發展邏輯和發展趨勢

與工業經濟時代相比，當前經濟運行的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是經濟數字化，另一個是經濟金融化。兩者疊加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相互推動，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使經濟運行從原有的實體狀態逐步轉向虛擬狀態，風險與不確定性大大增加，進而對包含財稅金融體制在內的傳統經濟制度及其背后的理論提出了挑戰。

現代通信技術發展帶來的數字革命，深刻重塑了人類社會，經濟數字化已是大勢所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出現。經濟數字化顛覆了傳統工業經濟的基本特征，也顛覆了工業時代所構建的規則和秩序以及組織形式，使得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與此同時，金融交易與實體經濟也在不斷融合，相互滲透，金融和實體經濟已經越來越難以分開，并日益呈現出明顯的經濟金融化趨勢。一方面，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發生了量的變化。金融資產規模迅速膨脹，金融交易方式被廣泛使用，金融交易額與利潤額迅速增長。另一方面，金融在經濟運行中也發生了質的變化。金融機構突破了金融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而成為資本市場中的直接參與者；大量金融創新不斷涌現，金融活動在經濟活動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各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從以投入產出的技術聯系為主轉變為以債權、債務和資產、負債的金融聯系為主，市場主體生存發展受到的金融約束位置前移，而傳統的市場約束和技術約束位置后移。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金融工具的普及，市場行為、市場定價規則、一般商品與社會財富日漸金融化，產品消費與金融交易不斷融合，實體產品與金融資產不斷融合，金融像空氣一樣成為所有市場主體的第一要素，整體經濟運行逐漸呈現金融化的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市場主體行為金融化

在微觀層面，經濟金融化的深刻變動首先反映為市場主體行為的金融化趨勢。隨著資本積累由貿易生產轉向金融，金融活動逐漸支配貿易生產，經濟各部門都更加深入地卷入金融交易與活動，市場交易、經營、消費等行為都呈現出明顯的金融化特征。首先，在市場交易行為中，大量金融工具得到使用，實體交易與金融交易糅雜在一起，使交易行為發生了變化，購買行為演變為融資行為。其次，市場主體在經營活動中，廣泛使用金融杠桿工具，杠桿化經營成為金融市場盈利的主流模式，而且杠桿率越來越高。最后，消費者負債消費行為越來越普遍，消費金融化程度隨著財富金融化程度不斷升高，金融財富的資產效應往往會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而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則使負債消費成為金融化背景下居民消費的主要形態。更進一步地，消費金融化的結果導致收入金融化，表現在金融從業人員收入的普遍提高與居民收入結構中源自金融領域的比重不斷升高，說明金融體系憑借其優勢地位對其他產業利潤的分配程度不斷加強，同時社會財富金融化程度與居民參與金融市場活動積極性普遍升高。

（二）一般商品金融化

經濟金融化下，指數交易興起、投資基金介入以及流動性過剩的經濟大環境改變了商品市場傳統的價格形成機制，商品市場愈發呈現出金融投資屬性。價格形成除了受實物市場的供需關系影響外，還受到來自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沖擊，并且由于基金、銀行和各類投資者的資金大量進入使得金融市場的交易量遠超過了實物市場交易量，金融市場對商品定價體系和價格走勢的影響不斷增強。

（三）社會財富金融化

隨著經濟形態逐漸向金融經濟演進，資產升值和貶值波動的隨機性不斷加大，金融資產憑借其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逐漸獲得青睞，社會資本逐漸向金融資產領域集中，社會財富結構中金融資產比重不斷上升，金融化進程不斷加強。當經濟發展到滿足消費之外而變得富裕起來之后，社會財富的金融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當社會財富越來越多以金融資產存在時，經濟的金融化也就相伴而生了。

（四）經濟運行金融化

從宏觀層面看，債務逐漸成為經濟運行的基礎，經濟關系主要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隨著金融交易規模的擴張而擴張，金融活動逐漸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的主導，負債逐漸成為現代經濟運行的常態。經濟金融化使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向經濟運行注入新動力的同時也使經濟體系對金融體系的依存度不斷提高。隨著經濟金融化進程不斷深入，以金融自我循環為主導的新積累方式逐漸形成，社會財富金融化程度和經濟關系債權債務化程度不斷升高，經濟循環與波動的機制邏輯已經逐漸被金融循環與波動所主導，并且這一趨勢已逐漸蔓延至社會生產全過程與國家治理的各個環節。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機已逐步成為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并借助全球化的傳導機制，使全球性金融危機成為切實威脅。

二、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對傳統稅收制度的沖擊

在經濟數字化、經濟金融化的發展趨勢下，需要擺脫傳統的理論框架來審視經濟運行規律，基于新經濟的運行特征，思考、構建與之相適應的財稅制度。傳統稅收制度體系誕生于工業化背景下，并圍繞現代化工業生產的發展而逐步建立完善，工業化的經濟模式是現行稅制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和邏輯起點。而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顛覆了傳統的工業經濟的基本特征和運行邏輯，傳統稅制理論和稅制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的現實與發展趨勢。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使得價值創造模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基于傳統經濟形態和行為性質而界定的稅制要素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經濟業態和新模式，納稅主體、計稅依據、征收環節越來越難以準確界定。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也對傳統的基于實物商品、主要針對固定業戶的稅收征管制度造成了沖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越來越多的交易雙方處于不同地域的稅收管轄范圍，交易的無形化使得交易雙方很容易隱瞞真實身份及地點和行為，同時還減少了中介環節，稅基侵蝕和稅收收入流失現象日益嚴重。這種沖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納稅主體模糊化

稅制的有效運行首先要以納稅人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傳統工業經濟下，市場交易活動發生頻數相對有限，納稅人往往有跡可循，易于追蹤和確認。而在金融經濟下，金融市場的活躍和信息技術的普及使得市場交易活動大大突破時空條件的限制，交易次數以幾何數量倍增，產品銷售和服務提供的網絡化和金融化使得納稅人更加“虛擬”，交易活動更加復雜，納稅人的確定變得復雜且操作困難。

以所得稅為例，所得稅的納稅人是所得的所有人或擁有人，通常所得（不論是投資所得還是普通所得）只有在所有權轉移時才算實現。法律上一般認為享有所有權意義上的經濟負擔和利益的人是一項資產的所有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所有人是指獲取利益并承擔風險的人，二者的定義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傳統金融商品交易中，所有人也是有權處分金融資產并承擔損益的人。然而，日益復雜的金融創新卻對傳統稅法上的所有人概念構成了嚴重的挑戰。金融創新形成的創新性金融產品，使得持有人可以將特定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與風險轉移給他人，而不論是否向對方轉移了法律上該資產的所有權。換言之，創新性金融產品可將經濟上的風險收益因素與法律上的所有權分離開來，從而給所得稅納稅人的認定造成了障礙。比如，融券交易和附回購協議的交易，盡管在表面上具有買賣的形式，但相關資產的所有權仍在原所有人手中，也就是說，融券交易和附回購協議的交易并未轉移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然而，這些交易也確實轉移了所有權項下的經濟風險和收益，由此給稅收制度提出了應恪守傳統稅法上的所有權概念還是根據經濟要素來確定所有權的難題。

（二）計稅依據不確定

計稅依據的確認是稅制的核心問題，它關系到所得的征稅或免稅，以及損失的扣除等諸多稅收事宜。金融交易與實體交易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簡單的錢貨兩清，而是存在復雜的合約交易，不一定有現貨交割。另外，還存在準確計量的困難，浮盈浮虧只在金融交易中存在。總的來看，金融交易充滿了不確定性與風險，金融活動比傳統經濟形態下由產業資本主導的金融活動更為復雜。金融交易的產品或資產價值具有虛擬性和不確定性，資金流動復雜難辨，資產金融化、不確定性提高使得無論直接稅還是間接稅都面臨著計稅依據難以確定的問題。數字化催生的新經濟中，數字平臺企業新的盈利模式也產生了類似的不確定性問題。

以增值稅為例，對金融交易課征增值稅的最大難題在于其增值額難以確定，這主要是因為金融服務的產品價格的特殊性。以貸款服務為例，貸款利息不僅包括了金融服務的增值部分，而且包括了資本價值、通貨膨脹率、風險補償金和金融機構作為中間媒介的成本費用等因素。要從理論上區分金融服務收入的性質，并在實際操作中準確計算出增值額異常困難，因此大多數實行增值稅的國家都對存貸款等核心金融業務實行免稅。傳統金融服務已是如此，對創新性金融產品交易來說，由于交易者參與交易的目的復雜、多樣，其收入是否屬于或者有多少部分是屬于提供服務所帶來的增值額在理論上更加難以說清。而且在實踐中，很多創新性金融產品交易的結果要在未來時刻才能確定盈虧，交易者的收益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相關成本也難以確定，這導致創新性金融產品交易的增值額計算異常困難。在所得稅上，由于金融產品價值的虛擬性、不確定性和交易的跨期性，對金融產品課征所得稅同樣面臨著如何確定其所得額的難題。

（三）納稅時點和環節難以確認

工業經濟下稅制的納稅時點的確認標準不再適用于經濟金融化時代，這主要是因為經濟金融化背景下，交易直接、快捷、少環節、多渠道，交易對象不易認定，因而使原有的納稅時點和環節的確定規則難以適用。

就一般的市場交易行為而言，所得數額和時點是以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來區分的。而對日益復雜的金融產品和交易來說，在特定的情況下應適用哪種方法卻成了難題。首先，不同的金融產品交易發生時點差異很大，就算是同一產品交易發生的時點也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期貨交易，既可以在到期日前平倉，也可以選擇到期用實物交割。期權交易，可以選擇執行也可以選擇不執行，因此不同金融產品的交易時點具有不確定性。其次，很多金融產品交易具有跨期性，從合約開始到最后清算交割可能相隔很長時期，而在這期間，交易雙方的賬面上可能有損益發生，但卻不會產生實際的資金流動，且損益的數額是不斷波動變化的，因此難以合理地界定其損益的確認時間。最后，某些金融產品本身的性質模糊難辨，在時點規則的適用上容易出現漏洞，存在稅收套利的可能性。

（四）稅收征管難度加大

經濟金融化給稅收征管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稅收的征收管理難以覆蓋所有的交易行為。隨著現代通信和信息處理技術的進步，金融交易信息的處理、傳播更加便捷，使得場外交易、遠程交易和無紙化交易盛行，大量交易行為相互滲透，交易信息模糊化，加劇了金融交易的虛擬性和隱蔽性，導致稅收征管難以覆蓋所有的交易。其次，避稅和稅收套利行為難以識別。由于金融產品的復合性和運用方式的靈活性，納稅人很容易就可以通過改變產品類型、調整收入性質或記賬時間、構建復雜的資產組合等手段，來獲得稅收減免或者延期納稅乃至稅收套利。最后，金融交易的國際化還帶來了稅收的國際協調問題。不斷創新的金融產品，可將法律上的所有權與經濟上的風險和收益分離，從而出現同一資產多個持有人的事實，同時在所得性質上混淆了股權和債權的界限，可能會出現國際間雙重征稅或者雙重不征稅的后果。在國際稅收協定中，稅收優惠政策和優惠范圍，也是按照所得來源的不同和所得性質的不同而定的，包括股息所得、利息所得和其他所得。金融交易的創新和金融產品性質的模糊化，也為納稅人的國際避稅提供了新的手段。

總之，經濟數字化和經濟金融化相互疊加而成的新經濟模式呈現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確定性。原有構建的稅收規則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經濟運行模式，加大了經濟運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由此迫切需要構建新的稅收制度體系，為經濟運行注入新的確定性。

三、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時代

完善金融稅制的兩大理念

基于當前經濟發展呈現的新特征和未來發展趨勢，以及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在對傳統稅收理論進行揚棄的基礎上，有必要以新的理念指導未來金融稅收改革，以提高我國稅制的靈活性和彈性，提升其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適配性。

（一）以降低不確定性為著眼點，構建基礎性的金融稅制

穩定的稅收制度體系是確保金融穩健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基于金融業以及未來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以及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金融稅制的完善應著眼于構建穩定的基礎性稅收制度，降低不確定性，穩定金融市場預期。這就要求：一是推進基礎稅制建設，明確金融市場和主體適用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基本的稅制理念和規則，穩定金融市場預期；二是以系統觀理念，改造現行金融稅收體系，將目前碎片化、臨時性金融稅收政策制度化、長期化，提升金融稅收制度確定性，降低稅收政策變動風險；三是將稅收制度作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中的一環，建立稅收制度及相關金融法律制度之間的配套協調機制，促進金融穩定；四是考慮金融業態的復雜性合理制定征管制度，提高征管的確定性，提升征管的電子化和數字化水平，降低金融業市場主體的遵從成本。

（二）增強稅收規則彈性，滿足金融市場主體需要

工業經濟時代形成的稅制理論首先要對應稅商品（服務）進行性質界定，以反映該商品（服務）的經濟實質和法律所有權，并據以確定征何種稅、怎么征稅等問題。因此商品（服務）的性質界定和分類是確立稅制要素的關鍵，而金融產品本質上屬于交易避險工具，其有別于一般商品和服務，且經濟金融化也使得未來經濟更遠離現貨交易，金融交易主體更加廣泛、組織方式更加多樣、交易手段更加隱蔽，從而限制了傳統稅收理論對金融業以及經濟金融化的適用性。過于剛性的金融稅制下，納稅人沒有選擇余地，容易造成金融市場主體的行為扭曲。為此，金融稅收應跳出傳統過于剛性的課稅理念，以更加柔性、靈活的制度安排提升金融稅收的適配性。

未來要打破工業時代稅制的剛性制度安排，根據金融業模式、收益確認時間和方式，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區分不同市場主體，靈活、柔性安排稅制要素，形成更多元的稅制要素組合模式。在構建明確的稅收規則后，將更多選擇權交給納稅人，納稅人可根據自身業務性質，事先確定想要適用的稅收規則，一經選擇后在一定年限內不再更改，以此增強金融稅制的彈性及其與金融市場主體的適配性。

四、面向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

的稅制要素再設計

從本質上看，經濟金融化是金融交易與實體交易的高度融合，其基本功能是促進所有權的結構化和社會化，為所有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流動、交換和使用提供金融手段，使不可交易變得可交易、不可使用變得可以共享，提高社會財富的使用效率。經濟金融化促使資源資產化、資產證券化，財富、資源、知識產權和創造性勞動的金融化使得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邊界不再清晰，從而更新了征稅對象、納稅人以及稅基等稅制要素的原有定義，需要重新設計稅制。

（一）構建以自然人為納稅人主體的稅制體系

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經濟活動日益國際化、平臺化、個性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邊界日益模糊。工業時代以生產流水線和管理科層制為主要特征的層級式、鏈條式經濟轉化為分布式經濟，對企業的過程式管理日趨復雜，將納稅人主體聚焦為自然人，對其收入和消費進行征稅，在數字化背景下更可行，也更合理。

（二）征稅環節逐步轉向價值實現環節

與納稅人主體向自然人轉換相呼應，征稅環節應從價值創造的生產環節逐步轉向價值實現的分配和消費兩個環節，從而可以有效規避生產流通快速變化以及產業融合而帶來的行業邊界模糊導致適用稅率難以界定和交易繁復的問題。從經濟視角來看，自然人的活動分為兩類：生產和消費。通過生產獲得收入，即分配，自然人在分配環節取得的收入相對確定且易于把控；通過消費滿足其物質和精神需求，消費支出較為顯性、確定、易管控。

（三）完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明確計稅依據

金融資產金融交易的本質在于實現貨幣的時間價值。對金融收益課稅，實際上是對金融資產的增值征稅，因此稅法在確定金融收益的計稅依據時，要集中處理金融資產的所得與扣除，以及衍生品交易的資本利得和資本損失的相互關聯。同時，需要明確金融合同的收益在交易人行權即基礎資產轉移、合同出售、終止且確定的交易結果出現時才能追溯計算。

（四）結合交易發生與收入實現，區別確認納稅義務時間

金融經濟下，收益的確認不應采用單一的發生主義原則或時間主義原則，而應當區分類型，區別對待。首先，對于征收印花稅等非所得類型的稅收，納稅人的實際所得并非納稅的必要條件，應以發生主義為原則；其次，對于所得課稅時，應按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對于納稅人所得不易在短期內確定的，因其所得確定實現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可遵循發生主義原則；對于非積累所得收益，因其收益較易確定，可遵循時間主義原則。

（五）利用大數據提升稅收征管的確定性

信息技術和網絡化為降低某些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提供了可能。稅收治理中信息不對稱源于涉稅信息的不完整、不及時和不真實，導致了稅收治理的風險。當前稅務部門取得納稅人信息來源渠道較為單一，主要源自納稅人的自主申報。金融經濟下，活躍的金融活動產生大量數據，同時借助信息與網絡技術的進步，能夠實現稅務機關數據與企業、金融機構、其他政府部門的信息共享，拓展涉稅數據的即時性與可得性。相應地，涉稅信息的采集分析能力也將逐漸取代涉稅信息的獲取能力，成為稅收治理的核心。稅收征管工作更聚焦于納稅人行為、稅源信息等個性化特征，因地制宜實施征管，從而降低稅收治理中的不確定性。

作者單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全文刊于《財政科學》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