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國際稅收改革（上）

廖體忠（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現行國際稅收體系的挑戰越來越大，如何通過適當的改革對全球利潤和公司稅基進行再分配，以構建相對公平的國際稅收體系，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課題。本文嘗試論述四個問題：現行國際稅收體系、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國際稅收改革、改革的影響及中國的選擇。

一、現行國際稅收體系

　　現行國際稅收體系構建于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由于該體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聯盟各成員國之間利益平衡的結果，因此在歷史上被稱為“偉大的妥協”。該體系包含的共識性原則主要有五項：

　　1.積極所得在來源國有限征稅；

　　2.消極所得在居民國和來源國之間分享征稅權，但最終征稅權歸屬居民國；

　　3.來源國對積極所得有限征稅的門檻和限度是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

　　4.常設機構和關聯企業歸屬、計算利潤時適用獨立交易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ALP）；

　　5.會計處理適用獨立企業原則（separate entity principle），或獨立會計原則（separate accounting principle，SAP）。

　　PE、ALP、SAP仍是現行國際稅收體系的基石，已運行近百年。

二、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一）全球化

　　“全球化”作為一個學術用語，最早于1983年由哈佛大學教授西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在《市場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全球化”有不同的定義。在維基百科里，“全球化”是指地區間及國家間的經濟通過跨境貨物、服務、技術和資本流動構成的相互聯系。貨物與服務的流動是基礎，然后才是技術和資本的流動。前者形成國際貿易，后者形成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推動國際融合與相互依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認為，全球化是貨物、服務、資本和勞動跨境流動導致的不同國家經濟之間的融合（integration）。核心是“融合”，而且他把技術當資本看待。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對全球化進行了分層：第一個層次是貨物和服務的跨境流動；第二個層次是技術和資本的跨境流動和配置；第三個層次是價值鏈的融合；第四個層次是數字化和自動化。四個層次由低向高、由淺入深不斷演進，不同層次的全球化帶來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對于國際稅收制度而言，全球化帶來的最為顯著的挑戰有兩方面：

　　一是國際避稅。目前，全球有近200個國家，按照主權原則分別制定各自稅制。此外還有約36個獨立行政管轄區，亦有獨立稅權。稅權獨立意味著，貨物、服務、資本以及勞動跨境流動，必然面對不同的稅制，并可以利用這些稅制之間的差異、漏洞，造成國際稅收領域一系列復雜問題，如轉讓定價、混合錯配、信息不透明、濫用稅收協定等，且最終導致國際避稅。2013年至2015年二十國集團（G2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合作推動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使國際避稅問題有所緩解，但緩解程度有限。

　　二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國際稅收的挑戰從來沒有被國際社會認真對待過。是問題不嚴重嗎？不是的，而是如西方人所稱的“房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即顯而易見但又被大家視而不見的現象或問題。實際上，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當前包括國際稅收體系在內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所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課題，后文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

　　（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

　　1916年，列寧提出“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指出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發展。同年，列寧又提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即壟斷不僅僅是公司的行為，國家也參與其中。后來，政治經濟學領域還出現了若干提法，如新資本主義、后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區域壟斷資本主義、跨國壟斷資本主義、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制度壟斷資本主義等，不一而足。本文所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具有五方面顯著特征：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布局價值鏈甚至形成價值鏈一體化；資本和知識產權的集中形成跨國公司壟斷利潤；資本、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所有國成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大后盾；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壟斷數據和算法。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伴隨國際稅收體系已久，在其演變過程中政治與資本相互呼應，產生了宏大的國際稅收政治經濟學敘事背景和豐富的語篇素材。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因為資本無國界，壟斷勢必從國內發展到國際。全球化則驅使資本超越國家，在全世界創造價值、匯聚利潤，從而形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層面就會處于無政府狀態——由于沒有世界政府，就不存在統一的反壟斷法——這就會造成國際壟斷比國內壟斷更加嚴重。

　　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加劇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盛行。政治上以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der）為代表；學術界則主要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為代表。這些政治領袖和學術大家在政治和思想層面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其基本政策思路是放松管制，給市場松綁，讓資本、技術跨國追逐利潤；結果是產業資本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金融資本主義在美國崛起，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向縱深發展，形成了新的世界分工體系和財富格局。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盛行的30余年，也是人類歷史上財富增長最快的年代，更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最為凸顯的年代。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在2008年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有所收斂，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開始出現逆全球化現象。

　　除了新自由主義，一些國際制度也在無形中推動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是《巴統協定》，該協定適用于軍事領域，后來發展成為《瓦森納爾協定》。這兩個協定都是對軍用技術的壟斷，不允許將軍用技術轉讓給同盟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雖然兩個協定僅針對軍用技術，但也與民用技術息息相關。眾所周知，很多高精尖技術都是從軍用研發開始，由軍用研發承擔前期成本后再向民用市場擴張。互聯網技術就是代表，美國軍方承擔了昂貴的早期研發費用，民用時價格就非常低廉了。其次，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相關法律，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協議》（TRIPS），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催生了知識產權壟斷。此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制定的國際公法，也在促進全球化的同時產生了國際壟斷負外部性。國際稅收制度也在其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稅收協定、常設機構、獨立交易原則、獨立會計原則、避稅地、稅收競爭等都促進了跨境投資，同時也降低了資本的國際擴張成本，加速了跨國公司集中與壟斷利潤。

　　美國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頭號強國。在美元霸權和大型跨國公司的加持下，美國攫取了全球最多的利潤和財富。美國早先以產業資本立國，但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后，金融資本成了脫韁野馬，加上強大的軍事霸權，使得美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唯一的“核心國家”。其產業資本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推動下轉移到低成本國家（地區），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國家（地區）因此深度融入美國秩序和全球價值鏈。中國改革開放后，由于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價格便宜，很多低端產業又轉移到中國，中國得以參與全球分工，開始融入全球價值鏈。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很快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因冷戰結束而進一步擴張。蘇聯解體和柏林墻倒塌之前，世界是兩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個陣營之間往來有限，貿易量不大，因此是有限的全球化。蘇聯解體和柏林墻倒塌之后，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紛紛加入全球化，兩個陣營融合了，全球化程度更深、范圍更廣。

　　（三）新的世界體系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還有兩點很重要。第一，資本和跨國公司的影響力超越國界，甚至對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及其制度施加影響，美國就是個典型；第二，核心國家通過國際壟斷影響、剝削和控制外圍國家，推動建立所謂世界資本主義秩序。

　　世界體系理論創始人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將世界分為三個層級，大致是歐洲、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是核心國家，其他國家依次向外屬于半外圍和外圍國家（參見圖1）。該理論與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以及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提法，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比較好地闡釋了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

　　從現在世界體系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樣的劃分已經過時，甚至不適用于1944年7月以后的世界。因為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美國的地位和影響力顯著高于歐洲和日本。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迅速演變為全球唯一的超級金融帝國。同時，美國在軍事和科學技術上擁有絕對優勢。而此時歐洲和日本則仍然以產業資本為主，在技術和無形資產方面雖然具有控制外圍國家的壟斷條件，但在金融資本方面遠遠落后甚至受制于美國。因此筆者認為，從1944年7月開始，特別是1971年8月15日以后，世界上真正的核心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歐洲和日本只能算作準核心國家。中國經過40余年的經濟建設，目前GDP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二，有一部分技術和產業進入了準核心國家層面，也有少數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如5G技術等；但在金融方面仍很大程度上還受制于美元霸權，科學技術總體水平仍然落后于歐、美、日，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貢獻仍然以勞動和制造業為主。至于其他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嚴重依賴原材料出口和初級產品加工，甚至主要以出賣勞動力求生存，仍然屬于外圍國家（參見圖2）。

　　在這個世界體系里，資本、技術、無形資產、利潤、財富等，是一個從核心到外圍遞減的過程，或者說是從外圍向核心聚攏的過程。全球70%以上的利潤都集中在核心國家和準核心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

　　（四）國際壟斷與國際稅收

　　在國際稅收方面，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劃分大致符合世界體系的基本關系，但國際避稅問題的存在使情況更為復雜。位于核心和準核心國家的跨國公司壟斷了利潤，留給來源國的公司稅基很小。核心和準核心國家雖然理論稅基大，但由于產業資本會向低成本國家轉移，加上國際避稅以及稅收競爭等因素，這些國家的部分稅基又轉移到了低成本和低稅國家。BEPS行動計劃緩解了部分國際避稅問題，但要素成本差異依然會導致產業轉移，從而連帶轉移稅基。

　　需要看到的是，各國的稅制結構不一樣，因此稅基轉移對不同國家造成的影響并不相同。比如，美國對公司所得稅的財政依賴程度很小，公司所得稅只占其聯邦稅收收入的不到4%，而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大于20%。美國公司所得稅占比低的原因，一是美國國民收入高，個人所得稅（含社會保險稅，social security tax）收入對稅收收入的貢獻在70%以上；二是美國的財政支出并不主要依賴稅收，而是通過美元霸權向全世界發債，征收鑄幣稅，不得已時還可以實行所謂的“現代貨幣政策”（Modern Monetary Policy），將債務和赤字貨幣化。相較于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公司所得稅收入占比要高一些，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的公司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則要大很多，稅基轉移對這些國家的影響相應就大一些。

　　因此，利潤和稅基分布出現了失衡。這是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國際稅收體系和外圍國家財政能力造成的嚴重挑戰，包括五個方面：協同效應（synergy）、資本壟斷、技術和無形資產的壟斷、數據壟斷以及壟斷導致的絕對優勢擴張，最后是利潤的壟斷。

　　1.協同效應

　　協同效應是指企業通過橫向整合和垂直一體化整合，深度控制全球價值鏈，從而降低成本、擴大收益、壟斷利潤，產生“1+1>2”的效應。關聯企業或上下游企業整合后的價值，就是被整合企業的現值加上溢價。這個溢價是規模擴張、成本節約、流程優化、資金共享、無形資產共享以及壟斷等因素帶來的，數額巨大。截至目前，世界各國從來沒有在國際稅收領域認真對待過這一問題。比如，可不可以拿出一部分協同效應產生的利潤分給來源國或市場國呢？從現在的國際稅收改革看來，這種討論的意義重大。

　　2.資本壟斷

　　根據《財富》（Fortune）雜志發布的排名，2014年，世界500強公司創造了31.1萬億美元所得，占全球所得的比重約為40%。這些公司不僅壟斷國內市場，還壟斷國際市場。2011年，世界100強的非金融公司所擁有的海外資產占到其總資產的63%，海外銷售額占到其總銷售額的65%。2014年，寶潔公司排名世界第100位，其創造的價值和阿曼（Oman）當年的GDP等量。跨國公司富可敵國毫不夸張。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資本的壟斷會帶來財富分配不公，從長遠來看資本（R）回報率大于生產（G）回報率，即R>G。因此，隨著資本的擴張和壟斷，利潤與財富會更加聚集，不平等現象會越來越嚴重。如果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要素主要是勞動投入，而資本累積不足，無形資產占比低，那么這個國家的利潤回報就會走低。當然，絕對量不一定下降，甚至還會增長，但占比會下降。這就是“新資本論”的秘密，也是過去一百年南北不平等拉大、相對貧困加劇的資本邏輯。

　　3.技術和無形資產壟斷

　　微笑曲線很好地詮釋了技術和無形資產壟斷帶來的影響。曲線的中間是生產制造、左邊是研發（無形資產）、右邊是營銷（無形資產），生產制造產生的利潤低，而研發與營銷的附加價值高，這條價值鏈曲線就形成了微笑形狀，構成了微笑曲線（參見圖3）。

　　在20世紀70年代，微笑曲線兩端的無形資產壟斷沒有那么明顯，企業價值鏈每一個環節所創造的價值和所分配的利潤趨于扁平。到了21世紀，這條曲線開始變成V字型或U字型，左、右兩端的技術研發、市場開發、品牌、商譽等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回報遠遠高于20世紀70年代，在價值鏈上拿走了利潤的大頭，留給生產制造環節的利潤回報越來越低。

　　技術與無形資產壟斷使利潤又集中于壟斷這些生產要素的國家。以2015年全球無形資產收益分配為例，美國的無形資產收益占全球的38.4%，荷蘭占12.4%，日本占11.2%，英國占6%，瑞士占5%，德國占4.7%，法國占4.6%，瑞典占2.7%，愛爾蘭占2.3%，韓國占1.9%，中國和其他國家加起來才占到10.9%（參見圖4）。

　　4.數據壟斷與絕對優勢擴張

　　在數字經濟時代，國際壟斷相對工業經濟時代更甚一籌，因為數字經濟下全球化可以通過絕對優勢的擴張，消除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看的是機會成本，數據壟斷和人工智能會驅使勞動機會向數據、算法和資本聚攏，不擁有數據、算法和資本的國家將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擠在價值鏈之外。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之前，人類價值創造的基本構成是：資本+技術+原材料+勞動。在數字經濟時代，人類價值創造的基本構成變為：資本+數據+算法（算力）。投入資本和數據，再加入算法，公式開始運行，價值創造過程就開啟了。

　　需要指出的是，數據不僅是一種生產要素，還具有社會學屬性，可能帶來一些異化問題。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的觀察，人類面對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另一個是虛構世界。前者是客觀存在的；后者是人類通過想象、智慧以及相關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據此，數據可分為事實數據（factual data）和虛構數據（fictional data）。前者指物理世界及其運行產生的數據，如宇宙、太陽、地球萬物及其運動；后者是人類智慧活動產生的數據。馬克思早已觀察到了人類被工業資本主義所異化的現實，而在數字化或智能經濟背景下，人類可能被自己創造的虛構世界所反向控制。當前，“數據主義”（Dataism）的概念正在逐漸成為現實。當某些個人、法人或國家掌握了足夠多的數據并擁有獨特算法和強大計算能力以后，就可以通過數據和算法主宰人類社會生活。

　　谷歌（Google）是數據壟斷的典型，2020年該公司占全世界數據搜索量的92.05%。數據壟斷通過顆粒度、細分度、排他性等，產生、強化并固化壟斷。同類公司還有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奈飛（Netflix）等，它們都擁有獨特算法和強大壟斷能力。數據的壟斷和算法的排他性本身會阻礙第三方進入市場，從而減少甚至消除市場機會，為壟斷者制造絕對優勢，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

　　5.利潤壟斷

　　壟斷導致利潤集中。根據麥肯錫公司的統計，201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利潤來自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大公司。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跨國公司剩余利潤占總利潤的比重情況，1995年-2000年所有公司剩余利潤占總利潤的比重是4%，但全球排名前100的公司剩余利潤占其總利潤的比重為16%；2001年-2008年，兩項數據分別上升為19%和30%；2009年-2015年，兩項數據進一步上升為23%和40%。（參見圖5）。

　　圖6是1970年-2016年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無形資產收益比較曲線。灰色曲線代表高收入國家，黑色曲線代表中低收入國家。從灰色曲線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無形資產收益一直不斷增長，并在1985年以后顯著上升。而黑色曲線與橫軸幾乎重疊，代表中低收入國家無形資產收益幾乎為零（參見圖6）。

　　表1是作者繪制的，比較100%數字化跨國公司A、50%數字化跨國公司B，以及零數字化跨國公司C，在市場國的征稅權差異。

　　跨國公司A完全數字化，且協同效應收益、無形資產收益、數據都歸屬公司居民國，在市場國有銷售，但沒有物理存在，因此在市場國的征稅為零。

　　跨國公司B數字化程度為50%，同樣，協同效應收益、無形資產收益歸屬公司居民國，但在市場國設立了常設機構，部分經營數據產生在市場國，市場國擁有有限征稅權。

　　C是傳統公司，沒有數字化，協同效應和無形資產收益仍然歸屬公司居民國，但在市場國設立了子公司，子公司運營數據在市場國產生，市場國對C有征稅權，且大于A、B。

　　三者比較來看，隨著數字化程度的加深，市場國的利潤趨零。數字化進程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而大大提速，很多觀察家認為，此次疫情會成為世界經濟的分水嶺，人類社會創造價值的主要方式將轉向數字化，數字化的結果是“贏者通吃”，因為它導致資本、技術（主要是算法和算力）、數據的綜合壟斷。

　　以上通過對協同效應、資本、無形資產、數據和利潤壟斷情況的分析，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加大了國際壟斷，并因此威脅世界體系和國際稅收體系的公平和穩定。

　　（本文為節選，原文刊發于《國際稅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