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之國際側面研究

作者：鄧力平  陳麗

作者單位：廈門國家會計學院/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要求相適應，我國開啟了全面推進稅收現代化新征程。作為理論工作者，筆者始終關注這一進程，與時俱進地為中國特色稅收現代化發展提供理論支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結合2013年國家稅務總局提出基本實現稅收現代化目標，筆者強調要在稅收現代化進程中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稅收理論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后，對應國家稅務總局2020年初提出的“新六大體系”與“六種能力”，筆者認真思考了從“稅收現代化”向“稅收治理現代化”演進的內在邏輯與時代要求，探討了稅收治理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構建。而在“十四五”時期將啟之際，筆者總結了“十三五”時期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在“體系形成”“實踐落實”“理論深化”上取得的經驗，提出了“十四五”時期更好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的建議。

本文作為對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系列研究的延伸，將視角從稅收治理現代化體系的整體把握轉向國際側面，領會國家稅務總局在“新六大體系”中加入“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內涵要求。尤其在這一提法提出近一年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全球疫情新沖擊，世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筆者認為應該據此來全面考察中國稅收治理現代化之國際側面，既要研究“統籌內外兩個大局”根本判斷對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要求，也要研究當前世界“動蕩變革”現實可能帶來的新影響。基于此，本文從“基本定位、時代要求、經驗歸納、發展趨勢”四個方面來理解“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理論與實踐，堅持長期趨勢與短期現實兼顧，實踐探索與理論構建結合，力爭為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一、把握內外聯動關系，領會國際側面內涵：基本定位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部署，凸顯了稅收在治國理政中的積極職能作用。國家稅務總局據此提出稅收現代化建設“六大體系”目標，指明了稅收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方向。七年來，稅收現代化建設不斷服務于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著力點，為我國經濟政治發展大局貢獻了稅收力量。需要清晰認識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始終堅持統籌兼顧，基于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聯動來推進社會主義稅收事業發展。同樣地，新時代稅收現代化建設也不是僅僅局限于國內稅法稅制、服務征管、管理組織、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稅收現代化，而一定是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來審視的稅收現代化。國家稅務總局始終站在這個高度來把握稅收現代化，在“六大體系”構思提出后就不斷將促進國際稅收合作與發展的要求貫穿在稅收現代化實踐之中。

從2013年全國稅務工作會議在“加快推動征管改革”要求中指出“進一步完善國際稅收管理體系”，到2015年單獨列出“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治理”工作要求，再到2016年、2017年相繼提出“推動國際稅收規則修訂”“深度參與國際稅收改革和治理”，國家稅務總局始終強調在稅收現代化具體工作中加強國際稅收合作、深度參與全球稅收治理。而2018年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更是提出了“六個更加注重”來高質量推進新時代稅收現代化，其中“更加注重開放”要求樹立全局眼光，大踏步走近國際稅收舞臺中央。這是首次直接對應稅收現代化“六大體系”提出在參與國際稅收交流中不斷提升稅收工作水平，是拓展深化稅收現代化之國際側面的關鍵一步。隨后，2019年國家稅務總局再次明確了“進一步加強國際稅收合作，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要求。而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后，國家稅務總局隨即在2020年1月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完善形成了稅收治理現代化的“新六大體系”和“六大能力”，其中對“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要求是以國際稅收合作助力構建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既要推進中國稅收治理現代化，又要在完善國際稅收治理中展現中國智慧。對應的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對應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國際格局的要求。這是首次將“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和“協同共治能力”要求納入稅收治理現代化體系框架中，從更高站位要求胸懷“兩個大局”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從更深層次拓展中國稅收在國際稅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筆者認為，理解“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基本定位，需要在推進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把握好兩個關系。

其一，要把握好稅收治理現代化“新六大體系”中“堅強有力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成熟完備的稅收法治體系、優質便捷的稅費服務體系、嚴密規范的稅費征管體系、高效清廉的隊伍組織體系”之國內側面與“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之國際側面的關系。一是“新六大體系”中的每一部分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內容，缺一不可。黨的領導顯示的是社會主義稅收道路最顯著的制度優勢；稅收法治體現的是堅持稅收法定原則和依法完成法定任務的統一；稅費服務展現的是稅收助力政府“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服務國家大局的作用；稅費征管強調的是實現稅收政策目標的財力保障；隊伍組織釋放的是提升稅收治理的內生動力。以上五個方面主要從國內角度來為稅收治理現代化指明正確方向、提升法治思維、服務國家大局、保障治理效能、激發治理活力。而國際側面的國際稅收體系則是強調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中，圍繞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稅收關系，推動完善國際稅收合作與協調機制。可以認為，“新六大體系”在不同側面為稅收治理提供支撐，每一環節都是實現稅收治理現代化必須持續完善、認真做到的，并在統一指揮、相互配合中服務于稅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是“新六大體系”之國內側面的每一方面都要求我國國際稅收工作有所呼應。黨對稅收工作的全面領導自然決定了我國參與全球稅收合作、服務開放發展的實踐要跟著黨的部署決策前進；而現代法治進程的推進、稅費服務的優化、稅費征管的改革、隊伍組織的構建也都需要在立足國內基本國情、對標國際先進經驗中有效落實。三是“新六大體系”之國際側面是為國內側面的稅收治理現代化服務的，這是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根本目的，即以參與促合作，以合作得共贏，以共贏推發展，最終面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于這一根本目標和國內外任務的高度一致性，必須有清醒認識。

其二，要認識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中“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與全球稅收治理體系的關系。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是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統籌內外謀全局、將“大國稅收”理念付諸實踐、推動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體現的是我國既要實現國內稅收體制的現代化，也要為國際稅收征管的現代化貢獻力量。全球稅收治理體系是世界各國在通力合作下解決稅收逃避、稅基侵蝕、協定濫用、重復征稅、爭端解決等國際涉稅事項形成的國際稅收治理規則與秩序。可以認為，各個國家的稅收治理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稅收治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自然也要在自身稅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為全球稅收治理體系的完善貢獻力量。尤其是當前強調并持續完善的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突出了治理外溢性作用。一方面促使我國在參與、引領國際稅收規則制定和治理合作中貢獻卓有成效的中國方案；另一方面又在國際稅收交往過程中彰顯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成功，為其他國家提供道路選擇。

從“國內整體、服務治理”“國際外溢、提供助力”這兩層關系的把握來認識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內涵定位十分必要。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既是統籌內外、全面推進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放眼世界、深度參與全球稅收治理的關鍵一環。這是構建中國國際稅收現代化體系必須一以貫之堅持的基本定位，無論是順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情世情，還是應對當前百年變局與疫情沖擊疊加的動蕩變革，或是面臨未來國際環境不穩定不確定的日趨復雜，都要牢牢把握我國國際稅收統籌內外的雙重作用。

二、統籌內外兩個大局，堅持國際稅收合作：時代要求

在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交織作用的今天，既然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之雙重作用必須一以貫之堅持，那么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局和世界發展大勢，探究當前時代特征對我國國際稅收體系構建的影響與要求，思考如何在危機并存中轉危為機，就是與時俱進更好發揮這一體系雙重作用需要把握的重要前提。

其一，要以國內改革發展要求為根本導向，在堅定道路自信中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新時期要“從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大局出發，落實新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以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風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為新階段的改革發展穩定指明了任務和方向。我們要從“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新發展格局”這四方面要求出發，理解把握“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在其中的新定位。

一是在進入新發展階段后，強調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就是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統籌各方、集中力量的優勢，以對外開放為動力，破解發展難點難題，補齊治理短板弱項。面對這一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新階段的優勢和條件是“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厚，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社會大局穩定”，而短板和不足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可以看到，新發展階段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的任務更重、要求更高、難度更大，而我國稅收服務這一新發展階段必須同時從“服務整體、內外協調”的角度發力，稅收涉外或國際側面的工作首先必須是服務于新發展階段中的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把這一任務牢記在心，任何工作之目的首先都是為了做好自己的事。

二是落實新發展理念要求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服務于全面開放新格局，彰顯“改革腳步永不停滯，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中國決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將“開放”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強調的是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在統籌協調、內外聯動的開放經濟中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從這一要求出發，在新發展階段落實新發展理念，就必須堅持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在“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沿海開放與內陸沿邊開放相結合、制造領域開放與服務領域開放相結合、向發達國家開放與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相結合、多邊開放與區域開放相結合的全面開放格局中加強國際稅收合作，并不斷提煉成功做法和有效經驗，在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中培育經濟發展新優勢。

三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呼喚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在兼收并蓄中以合作補齊高質量發展的短板，以合作煥發高質量發展的活力。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發展質效穩步提升，2020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依據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作出的重大判斷。應該認識到，從“轉向”到“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意味著追求質量與效益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同樣也意味著高質量發展還是一個需要長期持續和始終堅持的目標，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更具現實緊迫性。由此，緊扣高質量發展要求，在“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結合中啃下更多改革硬骨頭成為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的重要要求。

四是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為暢通國內大循環、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動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新階段適應國內外環境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作為促進內外聯動的重要一環，一方面通過“新六大體系”形成的合力能夠有效支撐減稅降費政策落實、法定稅費任務完成、稅收營商環境優化、稅收法定原則實現、征管體制改革推進等稅收工作，為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助力；另一方面又能夠在多層次多領域的國際合作中為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與重點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思路，在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其二，要以國際環境帶來的新挑戰為發展契機，在互利共贏中完善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近一年前，“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納入“新六大體系”的國際背景是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主導且經濟全球化受阻等是世界局勢的基本特征，呼喚著既有國際稅收規則和秩序向兼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稅收利益的方向調整乃至重塑。筆者當時撰文研究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國際稅收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并提出要與時偕行提升中國國際稅收新站位，為國際稅收相關規則的制定提供東方智慧。近一年后的今天，國際形勢更為錯綜復雜，更凸顯了新階段加強國際稅收合作的重要性。對于當前全球局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進行了精準研判，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習近平主席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指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要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沖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可以看到，當前國際環境中各種因素交錯作用，對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又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把握。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仍然是國際稅收發展所面臨的常態環境，意味著“世界多極化站排頭、經濟全球化緊隨后、文化多樣化促交流、社會信息化增動能”依舊是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意味著“新舊動能轉換、力量對比變化、體系深刻重塑”依舊是大變局下較長時期的國際走勢。在這些基本因素中加快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就要結合世界多極化趨勢與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多從國際政治視角來看待國際稅收關系，推動不同稅收現代化道路的并存與合作；就要堅持經濟全球化主流，深化不同文化下稅收的交流合作；就要緊隨數字經濟變革，加強應對新動能、新技術、新業態的國際稅收合作，和各國一起探尋數字經濟下的稅收規則重塑，提升現有國際稅收治理體系的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二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意味著求同存異與合作共贏依舊是世界各國的主流意愿，意味著即使在“動蕩變革期”中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依然強烈，我國推動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是大勢所趨。由此，在動蕩變革之國際環境下，我們要堅定不移地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基本立場參與國際交往，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引領和促進多邊、次多邊國際稅收合作，完善和維護國際稅收秩序，爭取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稅收中的利益和稅收話語權，為構建公平公正的國際稅收環境和國際稅收體系貢獻東方智慧。

三是國際環境展現新變化，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百年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疊加下的世界動蕩變革期意味著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將面臨新挑戰。面對世界動蕩變革期，要重點關注的是疫情全球大流行及與之相伴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思潮盛行，要重點關注的是中國抗擊疫情中成功體現的制度力量給西方勢力帶來的震動，要重點關注的是西方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不甘。這些因素交織影響觸動了世界局勢的深刻調整，當然增加了中國構建合作共贏國際稅收體系的外部風險挑戰。大動蕩大變革呼喚著大調整，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當然要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以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為抓手，共享我國稅收政策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成功經驗，在互聯互通、合作共贏中減少動蕩對各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同時加緊研究應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國際稅收策略，推動多邊和次多邊國際稅收合作長效機制建立。此外還要看到，世界格局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特征與國際影響之“新舊動能轉換、力量對比變化、體系深刻重塑”趨勢在動蕩變革期中依然存在，我們必須立足發展優勢，堅守基本立場，保持高度警惕，統攬內外大局，既要有對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定位的始終堅持，又要有做必要斗爭的姿態和準備，推動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三、堅定立場把握方法，推動合作理性競爭：經驗歸納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稅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國際稅收戰線始終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稅收合作，既在成果轉化中完善了國內稅收體制機制，又在協同共治中發揮了輻射帶動作用；既推動了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又為國際稅收規則體系完善貢獻了力量。當前，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和國際處在動蕩變革期，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也面臨新挑戰。我們必須總結經驗，理論界應該加大這方面的研究，筆者這里提出基于前述辯證思路的兩個基本理念。

其一，要在“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構建中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具體來看，共商是前提，強調各個國家集思廣益，在統籌兼顧各方利益關切和發展戰略中敲定最優合作方案；共建是手段，要求各個國家各施所長，在兼收并蓄中共同構建合作平臺；共享是結果，倡導各個國家公諸同好，在互利共贏中讓合作成果更多更公平造福各國人民。在近年來的稅收治理現代化涉外實踐中，我國堅定地以這些理念和主張為指引，為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積累了成功經驗。一是在二十國集團（G20）稅收合作框架下參與國際稅收規則制定與成果落實，助力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邁上新臺階。不論是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中立足我國稅收改革的成效經驗提出一系列立場聲明與建議，還是出臺一系列強化反避稅管理的政策性文件促進BEPS成果在國內轉化；不論是簽署《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多邊主管當局間協議》，還是將國際通用的信息交換標準轉化成適應我國國情的具體要求，我國在參與國際稅收規則的共商共建中進一步完善了現代稅收體系。二是在“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框架內引領國際稅收合作，在互利共贏中提升各國稅收治理水平。我國先是在阿斯塔納“一帶一路”稅收合作倡議中與參會國家（地區）在稅收法治、納稅服務、爭端解決、征管能力等方面達成了合作，而后又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論壇中引領構建了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建立了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深化了稅收征管合作共識、制定了稅收征管合作行動計劃。國際稅收合作成果惠及各國，得到各方好評。三是在全球抗疫斗爭中倡導稅務合作，展現中國擔當。如我國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下搭建了“以稅抗疫”專項交流研討平臺，為促進“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稅務部門分享應對疫情的稅收政策和征管服務，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可以看到，我國在完善現代稅收體系、促進國際稅收合作方面的成功實踐佐證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之必要性和有效性。因此，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也要從這一理念出發，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的要求來凝聚共識，在增進國際稅收合作、促進各方互利共贏中提高我國國際稅收工作水平，在破解全球稅收治理難題中構建國際稅收新秩序，推動全球稅收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開放包容的方向發展。

其二，要在“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構建中深刻認識“共存合作競爭”的辯證交往觀。這是我國參與國際稅收交流必須把握的重要原則。在這一理念中，“共存”指的是不同發展道路、不同價值體系、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稅收交往。這是適應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國際稅收合作共贏的重要基礎。在“并存”的前提下，面對動蕩變革的國際環境，各國在多極化和全球化格局中既要開展國際稅收方面的“合作”，而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碰撞導致的國家間稅收“競爭”，這里既包含一般意義上、但形式不斷變化的“國際稅收競爭”，也隱含著更為深沉乃至相當尖銳的“稅收發展道路競爭”。我們在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過程中，當然始終要以“合作”作為行為準則，當然要以“共贏”作為努力目標。但是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合作”對應的客觀事實與基本前提是“共存”，在“和平與發展”的大判斷下，我們期待“共存”朝著“合作”的方向前行，但同時要看到這種“共存”也時常乃至必然存在“競爭”。我們要深刻認識“共存”，要努力促成“合作”，還要懂得并善于“競爭”，這應是我們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必須堅持的辯證理念，必須牢記的底線思維，必須弘揚的道路自信，必須善用的理性克制，和特定條件下必須敢用的斗爭做法。為了佐證這種把握，這里試舉三例。一是我國基于國內經濟轉型需要推出減稅降費政策，并非盲目加入全球減稅浪潮搶占國際稅收利益。從“結構性減稅”到“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再到“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我國的減稅降費是黨中央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作出的重要部署，是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主線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征相伴隨的，既是為國家大局服務，也符合世界輕稅減負潮流。二是面對美國頻頻使用關稅大棒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中國始終秉持有原則的合作、有底線的磋商來應對。中國政府努力與美國開展多輪經貿磋商來穩定雙邊經貿關系，展現了以合作解決經貿分歧摩擦的態度立場。即使面對美國在磋商中出爾反爾、不講誠信的行為，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的反制措施也依舊保持理性克制。三是在部分國家從利益爭奪角度出發實施對數字服務征稅的單邊措施下，我國在維護主權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稅收合作以推動全球數字經濟規則制定，努力為數字經濟征稅多邊解決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并同時從課稅主體、征稅對象、稅源管控、價值衡量、征管手段等方面加緊研究國內稅收制度對數字經濟規則的適應性。

我國積極推動引領全球稅收合作、但不可避免卷入各種稅收競爭的實踐啟示我們，中國在深化國際稅收合作、促進經濟包容性發展、提高全球稅收治理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不斷積累著豐富經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和世界動蕩變革時期，要在新階段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一方面，要堅持道路自信和求同存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存競爭過程中增進國際稅收合作，在建立國際稅收新秩序中兼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推動不同稅收現代化道路的并存與合作；另一方面，要堅持底線思維和風險防范，在推進合作共贏中時刻謹防國際上孤立主義事件帶來的沖擊，理性應對有害國際稅收競爭，在必要時候有效回擊對我國稅收發展道路和制度特質的攻擊，為推動各國都能接受、有利于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關系良性發展持續注入正能量。

四、堅定立場雙管齊下，把握方向奮力向前：發展趨勢

一路走來，我國稅務部門在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方面已取得了許多進展，從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高度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注入了強勁動力，展現了稅務擔當。立足當下審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和世界動蕩變革時期的相互交織，展望未來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長期趨勢，我們要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結合稅收治理現代化之國際側面的實踐經驗，思考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體系發展方向。簡言之就是三個方面，既要有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促進國際稅收治理改革的全局理念，也要有抵御外部風險和競爭挑戰的底線思維，更要有堅持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高度自信。

其一，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要兼顧國情世情，為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國際稅收治理體系改革發展貢獻力量。這里強調的就是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之統籌內外特征。對內就是要發揮稅收作用經濟、服務政治的積極效應，站在服務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來發揮稅收治理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以提質增效、破立并舉的稅收治理現代化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對外就是要發揮稅收治理的外溢效應和國際稅收合作的正向效應，在參與國際稅收交往中展現捍衛國家利益的稅收作為，在參與國際稅收治理中提高稅收規則話語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國際稅收秩序形成貢獻中國稅收力量；要用中國稅收發展道路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稅收現代化的途徑，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治理水平；要學習各國先進技術和治理經驗，以互惠互利的國際稅收治理合作補齊我國稅收現代化治理的短板弱項，培育新發展階段的稅收治理新優勢。

其二，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底線思維，為我國抵御外部風險挑戰提供條件，增強應對惡性稅收競爭挑戰和保護主義行為的能力。在“統籌內外兩個大局”的長期趨勢下，從國內環境看，我國仍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的相互交織將帶來更多考驗與挑戰；從國際環境看，世界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全球動蕩源顯著增多、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等因素增加了全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尤其要注意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強化將引發有害的惡性競爭，給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破壞。在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這些內外疊加的風險因素將持續存在且日趨復雜，從而決定了我國的稅收治理現代化建設要有底線思維，要以稅收治理效能和制度優勢來應對任何重大風險挑戰。只有為最壞的結果做最好的準備，才能無懼逆風逆水，化被動為主動，提高稅收治理現代化體系的穩定性。

其三，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及其發展道路的高度自信。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將存在不同制度背景、不同價值體系的稅收治理現代化路徑，也必然存在著不同稅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差異和碰撞。不論外部環境是機遇多一些還是挑戰多一些，不論國際稅收關系是以合作為主還是以競爭為主，我們都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黨全面領導稅收工作的黨管稅收、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稅收本質高度自信，對相應的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道路高度自信。保持著這樣的高度自信和戰略定力，我們就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走穩走好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之路。不論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都不能影響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步伐，這就是大國稅收的自信和擔當。

總之，把握全局理念、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高度自信，就能推動我國稅收治理現代化之國際側面健康發展，就能朝著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體系”目標穩步邁進。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為我國未來五年、十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舉旗定向、掌舵領航，也是統領未來十五年中國特色稅收治理現代化之國際側面發展的指導思想。我國國際稅收戰線要認真領會全會精神，緊扣“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等遠景目標要求，為我國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貢獻中國國際稅收力量。